比较教育学所做的贡献分析

从1978年到现在三十余年的时间里，比较教育学经历了由比较教育学学科重建，到比较教育学初步发展至逐渐成熟，再到如今比较教育学多样化的发展过程。这三十余年的时间里，国内的比较教育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提供国外教育方而的第一手资料

1978年，全国第一次外国教育研讨会召开，拉开了比较教育学科恢复重建的帷幕，同年，全国外国教育研究会成立。当时比较教育学的研究重点是国别研究，主要是介绍国外的教育政策、教育制度和教育发展概况。这一时期的一大进步是比较教育学陆续拥有了五大专门期刊并开始公开发行，其中《外国教育动态》，由北京师范大学外国问题研究所主编;《外国教育资料》，华东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主编;《外国教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主编;《外国教育》，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外国中小学教育》，上海师范大学主编。虽然当时的期刊都没有用比较教育来命名，期刊中发表的论文也大多属于翻译介绍型的，但其对以后的比较教育研究而言，仍是功不可没，不但为广大留学生以及一线教师了解和学习国外新的教育教学方法提供了大量材料，同时为整个教育学界提供了大量的国外教育数据和参考。

(一)将国外先进的教育教学思想引入并融入到自己的教育实践中去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国内学者对于国外的教育政策、教育制度以及教学方式和教学思想都知之甚少，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国内教育事业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大刀阔斧的进行，比较教育学身先士卒，率先把国外教育作为对象来研究，成为我国教育学进军国际的领头羊。比较教育积极引入并介绍了“终身教育思想”，这一世界性的思潮在当时还被不明就里的国内学者批判为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同时，比较教育还研究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提出的“learning[()know ,learning[()do ,learning[()to-gether,learning to be)，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和学会生存”。此外，比较教育还对“全民教育”、“全纳教育”等一些先进的、富有前瞻性的教育和教学思想进行了积极的介绍和深入的研究。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积极地推动了国内教育工作者思想的解放，并促使广大教育工作者将这些先进的新思想融会贯通，纳入到自己的教学实践当中。

(三)为国家重要的教育政策、法令等的制定提供资料和建议

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85年15日至20日在北京隆重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12]比较教育研究者将大量国外教育方而的研究成果提供给了大会，为大会的圆满召开打卜了夯实的基础，也为《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的起草提供了参考材料。比较教育研究还推动了我国现代学位制度和教育督导制度的建立，对国内在学分制上的混乱现象起到了纠正的作用。比较教育研究者还参与了诸如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教师法等国家重大的法令。

(四)指明我国教育改革的方向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几大发达国家相继开始了对木国教育的改革。比较教育研究始终密切注视着这些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动向。如20世纪50年代，美苏争霸，美国为了适应经济的发展以及第三次技术革命的要求而进行的教育改革;前苏联70年的教育发展与改革，以及解体后俄罗斯数次的教育改革，这些都为我国教育的发展和改革提供了启示和警示作用。进入新世纪以后，比较教育又紧跟世界教育改革的动向，不但为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指明了道路，而且在改革中避免出现其他国家教育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使我们少走弯路。

(五)与国外教育工作者展开交流

改革开放以后，比较教育学是最先迈向国际舞台的学科，向世界介绍我国教育科研成绩和教育改革发展现状。值得一提的是，1979年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CCES)成立，并与1984年加入了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自此，比较教育学科开始了国际的交流与平等对话的轨道。与此同时，我国举办的世界比较教育论坛也逐渐得到了世界比较教育学界的认可，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主席以及美国、欧洲、亚洲等地著名的比较教育学家都曾参加过会议。国内的比较教育学者不单单是将世界性话语引入到国内，同时还将我国的传统文化介绍到国外，为世界教育研究增添了中国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