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比较教育学的危机分析

比较教育学至今已有两百年左右的历史，比较教育学对于教育学乃至其他诸多学科所做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然而随着比较教育学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质疑究竟什么是比较教育学，比较教育学学科的独立性以及方法的独特性在哪里?正是这声浪高涨的质疑声，引发了比较教育学的身份危机，同时也促使比较教育学者开始重视学科体系的建设。

说到学科体系就不得不说什么是比较教育学，它的概念究竟是怎样的?然而至今中外学者始终没有一个达成一致的看法。

1817年，法国教育家朱利安(M.A.Julien,1775--1848)发表了《比较教育的研究计划与初步意见》这一专著，并首次提出了比较教育的概念，朱利安认为比较教育“其内容应成为欧洲各国现有的主要教育机构和教育制度的比较，首先研究各国兴办教育和公共教育所采取的各种不同的教育方式，学校教育全学程所包括的各种课程需要达到的目标，以及每一目标所包括的公费小学、占一典小学、高等技术学校和特殊学校的各衔接年级，然后研究教师给青少年学生进行讲授所采用的各种教学方法，他们对这些方法所逐步提出的各项改进意见以及或多或少所取得的成就”。

美国著名比较教育学家康德尔认为:“比较教育的研究面向成人开展的一种教育史的研究，把教育史延伸到现在，阐明教育和多种文化形式之间必然存在的密切联系”，“比较法要求首先判明决定教育制度的无形的、难以捉摸的精神力量和文化力量，判明比校内的力量和因素更为重要的校外力量和因素”，“比较教育的目的在于发现导致教育制度相差别的那些力量和因素的差异性”。

英国著名的比较教育学家汉斯认为:“用历史的观点分析研究这些因素，比较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法，是比较教育的主要目的。

日木著名的比较教育学家冲原丰认为:“比较教育学是以教育的整个领域为对象对两国以上的现行教育进行比较，并把外国教育学包括在内的科学”。

苏联比较教育学家索科洛娃认为:“比较教育学研究当前世界中教学和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的共同的和个别的特点及发展趋势，揭示它们的经理、社会政治和哲学基础，以及民族的特点。在综合年轻一代的教学和教育的大量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比较教育学阐明社会主义、资木主义和发展中国家教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因而促使进一步研究教学和教育的理论。”

我国比较教育学可以说起步比较晚，如果以1978年外国教育研讨会的第一次召开作为比较教育学重建的起点，比较教育学迄今只有短短三十余年的发展史。但我国的比较教育学者凭借持续的探索和钻研在学科的理论建设上也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工承绪、顾明远、朱勃等比较教育学者在其编著的《比较教育》中提出“比较教育是用比较的方法，研究当代外国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找出教育发展的共同规律和发展趋势，以作为改革木国教育的借鉴。

成有信在其编著的《比较教育教程》中提出:“比较教育学是把比较的方法作为它的主要方法，去研究当代世界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各种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问题，揭示影响它们发展的最主要的条件和因素，找出它们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并做出比较性评价，探索问题的发展趋势和一般规律，以作为改进木国教育的借鉴的一问教育科学。

吴文侃、杨汉清等在其主编的《比较教育学》中也提出“比较教育学是以比较法为主要方法，研究当代世界各国教育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揭示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探索未来教育的发展趋势的一问教育科学。

商继宗认为:“比较教育学是以比较的方法，研究当代世界各国的教育，揭示不同国家教育的特点，判明决定和影响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探索教育的发展趋势，作为木国改革教育的借鉴的一门新型教育科学。”

可以看出，虽然对于比较教育的概念还没有一定的定论，但总体上有其大致的趋势。朱利安在提出比较教育这一概念时，是想让欧洲人放眼世界，看看当今世界各国都是怎样兴办教育的，同时建立起一个科学的独立的比较教育学科;康德尔和索科洛娃认为比较教育是研究当卜世界各国教育的内在规律及发展趋势，并阐明教育与其所在国家多种背景之间的联系;汉斯和冲原丰则是认为比较教育学是比较两个以上国家的现行教育，发现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虽然侧重点与立脚点并不完全一致，但可以看出发达国家是以科学研究的需求开建立比较教育学科的。

反观我国的比较教育，无论是工承绪、顾明远提出比较教育应该侧重“找出教育发展的共同规律和发展趋势”，还是成有信主张比较教育要揭示影响当卜不同国家或地区教育的条件或因素;抑或吴文侃、杨汉清将以上两种思想兼而有之。尽管各学者理论的出发点以及侧重点各有千秋，但都掩盖不了他们殊途同归的事实，即落脚点全部将比较教育做为“作为改革木国教育的借鉴”。

综观中外比较教育学者对于比较教育概念的界定，可以看出国外是将比较教育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的，而国内则是只注重比较教育学的应用性功能。从始至终国内学者研究比较教育学都是为了解决国内教育存在的问题、改革国内教育教学方法服务的。正是这种急功近利的思想导致比较教育研究者在选择研究内容的时候，更多关注的是研究结果是否对于我国教育教学有借鉴或启示作用，却忽视了比较教育学木身学科体系的建设。因此我认为我国比较教育学过于注重研究结果的应用性，这是造成我国比较教育学科身份危机的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