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进人了一个制度变革与创新的时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改变了培养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的教育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也突破了从政治和国家的角度论证培养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的教育性质与功能的框架。大学在发现自己拥有更多的决策权、自主权和获得资源的渠道的同时，也感受到来自外部的更大压力、更多挑战以及自身所必须承担的更多责任。大学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在转型社会的角色和功能。
社会转型期，与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发生变化相伴随的是社会权力的重构，政府在传统计划体制下所拥有的权力和功能部分地被市场运行规则和公民社会活动机制所替代。在培养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的教育领域中，大学不再仅仅是政府的有关培养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的教育建设计划的执行机构，而是拥有一定自主办学权力，可以根据人才市场需求和自身发展需要，通过机构努力，自下而上地进行改革与创新的法人实体。虽然中国高校法人实体的性质与功能有待进一步明确和完善，但它已经带来了高校自主行为能力增强、对市场需求的反应更敏感、处理与政府关系更为灵活的可喜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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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教育改革相对滞后于经济改革，人们对于中国培养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的教育改革的研究较多从宏观背景变化、外部力量推动、政府政策导向等方面，培养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的教育机构自身的改革更多被看成是应对环境变化、迫于外部压力的被动之举。近年来，国内培养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的教育研究界兴起的院校研究热虽然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培养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的教育机构自身，但将院校研究定位于“‘高等学校管理研究”，即“把培养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的教育与管理研究的成果应用于高等学校管理，以提高和改进高校管理工作为基本目的的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这类研究从更大范围内揭示培养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的教育机构自身改革与社会整体改革所具有的密切联系和复杂互动关系。必须看到，中国的高等院校特别是国家重点大学在社会上和人们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而社会转型期所特有的在某些方面“市场缺陷”与“政府失灵”现象的存在，为大学提供r更大的自主活动空间，使大学有可能在社会规则重构、制度创新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来说，中国培养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的教育制度创新的重要源泉就在培养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的教育机构自身，院校内部的自主改革尝试很可能是整个制度变迁的基础和前奏。
本研究以工程硕士学位制度在我国的生成和制度化过程作为研究对象.以清华大学为个案，通过分析高等院校在工程硕士学位制度的生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来展现中国培养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的教育制度创新的独特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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