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国学的不同称谓和内涵初探

由于对中西文化的取舍以及对中国本土文化的整体看法有别，近代思想家所讲的国学从主体内容到理论侧重都呈现出明显区别，甚至连称谓也各不相同。从称谓上看，康有为和谭嗣同称为孔教，严复称为中学，梁启超称为国粹、国学，章炳麟则称为国粹、国故和国学等。

康有为、谭嗣同称谓中国本土文化的孔教概念，具有两层基本含义: 第一，孔子是中国的教主，孔子创立的思想就是孔教（又称孔学、孔子之学或孔子之教）；孔教是中国文化的唯一形态，代表全部中国本土文化即国学。第二，中国是孔子之教的沐浴地，是一个有文明教化的国度，中国的孔教不仅与西方的基督教（耶教）一样是宗教，而且高于后者。

严复与其他近代思想家从内容上称谓中国本土文化有别，他习惯于从地域上以中学称谓中国本土文化，并且将中学与西学或西洋、西土对举。中学与西学的称谓一样侧重地域性，属于事实判断；中学与西学有别，表明中国本土文化不同于西学代表的异质文化则是题中应有之义。严复以中学称谓中国文化，突出中国本土文化的地域性，旨在将中学与中国人的国性、国格联系起来，与他以西学光大中学，吸收西学“回照故林”的做法一样流露出对中国本土文化的眷恋和深情。从这个意义上说，严复所使用的中学概念就是他所理解的国学，至于他所使用的国粹、国文概念则与梁启超、章炳麟等人的国粹、国学、国故概念以及对语言文字的重视相差无几。更为重要的是，深厚的西学素养使严复对中国文化的理解独辟蹊径，其国学研究在中西文化的视界圆融中尽显个性风采。作为中国近代西学第一人，严复的理论重心和主要功绩是宣传、翻译西学，与其他人以中学为中心的理论侧重明显不同，这使他往往被定位为西学家而非国学家。其实，正如近代国学的出现就是为了以西方文化这个他者来突出中国本土文化这个我者一样，近代国学不仅不排斥西学，反而以西学为参照和思想来源。因此，严复的西学素养不仅与国学不冲突，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他的国学。早在翻译西方名著时，他便将西方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思想与老子和庄子的思想相对接，进而对中国固有文化予以重新解读和内容转换。严复晚年更是由早年的热衷西学转向提倡尊孔读经，以此阐扬中华民族的立国精神，培养中国人的国性。他在写给熊纯如的信中说:“鄙人年将七十，暮年观道，十八、九殆与南海相同，以为吾国旧法断断不可厚非……即他日中国果存，其所以存，亦恃数千年旧有之教化，决不在今日之新机”。应该说，这个转变与早期思想呈现出巨大反差，从其立言宗旨看则体现了对中学一以贯之的坚守。

就称谓而言，梁启超早在1901年的《中国史叙论》中就率先使用国粹一词标志中国本土文化，这是“国粹”一词在近代的最早亮相。他使用国学一词的时间也较早。在1902年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梁启超多次使用国学概念代表中国固有的学术思想。他认为国学包括两部分，治国学要走“两条大路”: 一条是以历史学为核心的“文献学”之路，一条是以儒学和佛学为中心的“德性学”（他又称之为人生哲学）之路。在此基础上，他坦言“文献学”就是章炳麟等人的“整理国故”，而“德性学”则一直被忽视。这表明，梁启超虽然很少使用“国故”一词，但对国故却是认可的，只不过没有将之视为国学的唯一内容而已。纵观其思想可以看到，梁启超使用最多的不是国故，也不是国粹，而是国学概念。

章炳麟的国学概念侧重本国固有之意，对应的是以欧风美雨为代表、以基督教为主体的西方文化——在这个意义上，章炳麟的国学概念与康有为的孔教概念具有类似之处，只是具体内容不再以孔子及儒家思想为主，也不再突出国学的宗教形态。需要说明的是，章炳麟之所以将中国本土文化称为国学而不是孔教，旨在强调中国具有自己不同于西方的本土文化，国学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而并非像康有为那样强调孔教与基督教（耶教）的相通、相合。章炳麟不遗余力地宣讲国学，是为了保存国粹，除了使用国学概念之外，他还热衷于国粹一词。由此，章炳麟也成为国粹派的代表。如果说从词义学的角度看，国学尚属中性的话，那么，国粹则是褒义的。对于自己为什么提倡国粹，章炳麟明言是为了让国人对于欧风美雨“见得别无可爱”，中国民众“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