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近代国学的关注焦点与致思方向

近代国学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关注和研究具有古代所没有的鲜明特征，集中体现在关注的焦点和致思的方向上。

首先，近代国学家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关注具有鲜明的意向性，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先秦诸子。他们热衷于考辨中国本土文化的学术源流，致使先秦哲学以及诸子百家之间的关系成为关注焦点，更使近代成为对中国本土文化追本溯源的时代。康有为在戊戌维新之前的主要精力是考辨”学术源流“，《孔子改制考》、《孟子微》、《论语注》、《中庸注》、《礼运注》和《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等以先秦诸子为对象的著作相继问世。严复的国学在职研究生专业研究以先秦诸子为重心，《<老子>评语》、《<庄子>评语》以及对以《周易》为代表的六经的推崇便是明证。梁启超对先秦情有独钟，除了《先秦政治思想史》之外，《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老子哲学》、《孔子》、《子墨子学说》、《墨子学案》和《墨经校释》等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名目繁多。章炳麟的国学研究同样以先秦诸子为重心，《诸子学略说》道不尽周秦诸子，对庄子《齐物论》的阐释无疑是其中的翘楚。鉴于这种情况，梁启超将这一时期称为“古学复兴时代”。

进而言之，先秦诸子和先秦哲学成为近代国学的关注焦点，是出于寻找中华民族文化源头，进而凝聚民族精神的需要。近代国学家对先秦诸子和先秦哲学的关注不是忙于对其分门别类，而是在考辨学术源流中以其流汇其源，表现出明显的整合诉求。换言之，他们不是将先秦诸子划分为学派林立、相互争鸣的“百家”，而是整合为一家或三家: 康有为、谭嗣同将中国本土文化归结为孔子之学，致使诸子百家成了一家; 梁启超认为老子、孔子和墨子是中国文化的“三圣”，所谓的诸子百家或者是对他们创立的道家、儒家和墨家的和合，或者是从三家之中演变出来的。这表明，近代国学家追溯文化源头是为了寻找统一的精神家园，借此强化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因而近代国学从根本上说是价值性多于知识性、学术性。这一点通过梁启超对纪年问题的认识淋漓尽致地反映出来。他坚决反对以耶稣纪年，理由是:中国史与耶稣教关系甚浅，从中国人固守国粹来看，即使采取耶稣纪年也属空言。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承认以耶稣纪年对于与“泰西交通”是“利便之法”，也不否认以耶稣纪年“占地球面积之多数”，但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反对以耶稣纪年，因为纪年直接关系到中国人的民族认同，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这是一个价值问题，因而不可从功利方面考虑。基于这种思路，梁启超肯定中国以黄帝、尧、夏禹纪年为美，因为他们是中国的先祖，以他们纪年是“唤起国民同胞之思想，增长团结力之一良法”；然而，“美犹有憾”——憾则在于，那时的中国文化还不完备，黄帝、尧、夏禹不足以成为中国本土文化的象征或标志。为此，梁启超提议：“惟以孔子纪年之一法，为最合于中国”。原因在于，“孔子为泰东教主、中国第一之人物，此全国所公认也”。

其次，为中华民族寻根的渴望使近代国学家对先秦评价至高，普遍存在着抬高先秦而贬抑其他时期的思想倾向。这一点在梁启超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写作设想中充分体现出来：“道术史——即哲学史……春秋战国以前，都是酝酿时代……春秋战国——即先秦——是主系的所在。”

作为近代西学第一人，严复更有条件将中学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下与其他异质文化进行比较：“世运之说，岂不然哉！ 合全地而论之，民智之开，莫盛于春秋战国之际：中土则孔、墨、老、庄、孟、荀以及战国诸子，尚论者或谓其皆有圣人之才；而泰西则有希腊诸智者，印度则有佛。”在他所讲的中学中，春秋战国无疑是最鼎盛的时期。“春秋战国方术之多，不减古欧之希腊”。

章炳麟强调，国学的重镇是诸子学，国学研究应该以先秦诸子及先秦哲学为主：“所谓诸子学者，非专限于周秦，后代诸家，亦得列入，而必以周秦为主”。具体地说，“春秋以上，学说未兴”，春秋之前无学术; 先秦之后，学术失真，“汉武以后，定一尊于孔子，虽欲放言高论，犹必以无碍孔氏为宗。强相援引，妄为皮傅，愈调和者愈失其本真，愈附会者愈违其解故”。所以，中国“最有学问的人，就是周秦诸子”。

再次，与近代国学以西学为参照息息相通，近代国学家对先秦诸子和先秦哲学的阐释是在全球文化的视野中进行的，具体方法是将先秦与古希腊乃至全部西方哲学进行比较。例如，康有为’谭嗣同把仁说成是孔教、佛教和耶教的共同主张，严复将老子、庄子的思想与卢梭、孟德斯鸠、达尔文、赫胥黎和斯宾塞等人的自由、平等和不可知论相互诠释，梁启超将孟子、庄子的思想与孟德斯鸠、培根、笛卡尔和康德等相提并论，等等。在比较中，他们不约而同地指出，先秦文化足以傲视全球，让中国人自豪不已。例如，梁启超写道：“故合世界史通观之，上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泰西虽有希腊梭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诸贤，然安能及我先秦诸子？）中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中世史时代，我国之学术思想虽稍衰，然欧洲更甚。欧洲所得者，惟基督教及罗马法耳，自余则暗无天日。欧洲以外，更不必论。）惟近世史时代，则相形之下，吾汗颜矣。虽然，近世史之前途，未有艾也，又安见此伟大国民，不能恢复乃祖乃宗所处最高尚最荣誉之位置，而更执牛耳于全世界之学术思想界者！”梁启超的说法代表了近代国学家的心声：中国的文化源远流长，在起源上和传承上都无可匹敌，足以傲视全球。就具体阶段来说，不仅上世史的古希腊哲学无法与先秦哲学相比，即使是拿中国学术已经稍衰的中世史与欧洲的中世史相比，也令其相形见绌。相比之下，中国唯独近世史令人汗颜。意味深长的是，梁启超强调，近世史是进行时，一切都没有结束，中国人振奋图强为时不晚。至此，与其说梁启超在揭中国学术之短，不如说他在为中国同胞鼓劲。在近代国学家那里，选择的内容决定了比较的结论，不是通过比较得出结论而是结论决定了比较的内容。对于他们来说，中国文化优于、早于西方是坚定不移的，所有比较都是围绕甚至证明这一结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