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职博士论文只是一张入场券

2014-05-30 11:40:14  来源:在职研究生教育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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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80年代的学术风尚和对小说史的探求

中华读书报: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当时写作博士论文5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6的背景。陈平原(以下简称陈):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所谓理论年、方法年。那几年大家讨论问题,喜欢先谈大的理论框架,摆弄各种新方法、新理论。这是80年代的风气。那三两年,文学界、学术界都有比较大的变化。就在那个时期,我们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概念,影响比较大,很多人希望我们就这方面大加发挥。可是我和老钱(钱理群)、黄子平不一样,当时我还在读博士生,他们两个在北大当老师。所以我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博士论文写作。当时我已经发表的论文虽然影响较大,但怎么样和博士论文的写作结合起来,仍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做博士论文,很多人一开始提出宏大的规划,希望一举解决一个很大的问题。何况那时我年轻气盛,又正值二十世纪中国文学0的提法被普遍看好。所以博士论文还没有开始写作,我的导师王瑶先生就提醒我:别弄一大堆理论。意思是说,别把理论弄成一个筐,什么都往里头装。当时最容易谈的如东西方文化异同,确实是什么东西都可往里装。做学问,说有容易,说无难。中国文史这么大的范围,你爱说什么,很容易找到;说无,就必须排它,做很多实证性的研究。所以很多人都愿意在说有这方面做文章,那很容易,随便逮住几个例子就能写出一篇论文来。王瑶先生希望我不只在具体课题研究方面有所突破,而且对整个知识的发展有所贡献。所以,当时我特别警觉,从1985年的热潮中退身下来,认真做博士论文。

二、被否定的两个题目

中华读书报:您当时对自己的博士论文有什么想法?听说一开始您也有题目被否定,是这样吗?

陈:博士论文跟别的文章不一样,在我看来,必须是顾炎武所说的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这样的题目,才适合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否前面没出现,后面不可缺,写小文章无所谓,做博士论文的选题则特别重要,必须定位在这里。对我来说,还有一点很重要:怎么样利用你的积累,最大限度地发挥你的长处;另外,论文做完后还可以继续伸展。这两点是做论文的人应特别注意的。如果随便抓一个时尚的题目,即使有若干好的想法,也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这跟你的长期积累、志趣以及长处脱节,做起肯定是仓促上阵。博士论文是一个成果,也是一种训练。这句话的意思是,从硕士到博士,这六年总得有个阶段性的成果。这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博士论文做完之后,还能继续发展,有个伸展点。假如没有,做完论文就丢掉了,以后再找个题目,那只是拿了个学位。

所以,我考虑的是,第一,这个题目值得做,所谓/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第二,这个题目我能做,我以前的积累指向这里,以后的研究从这里出发。这两点锁定以后,再选题目就比较好办。当然,你会根据学界动态,以及自己的兴趣不断调整。选题目其实很难。你必须考虑到学术界的状态、你自己的能力,还有这篇论文出来后对学术界的贡献。在选题过程中,你会不断冒出很多很多的想法。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有的人一进大学、研究院就有一个题目,围绕这个题目,目不斜视,一直做下去;另一种是通过读书,不断思索、徘徊、选择,在很多题目的纠缠中挣扎,最后确定一个。我是后面这一种。1985年,我同时准备做几种工作,好些后来没有做,有的因为条件不成熟,有的则是我的知识准备不够。我说这些,也许对大家有用。就是说,你知道好多题目有意思,值得做,但是如果你做不了,只好抛弃。我当时选了三个题目,涉及三个类型。

第一个题目是,现代文学和宗教的关系。后来我没做,别人做了。因为我念硕士时写了一篇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6,到北大念书,很大程度是因为这篇文章。文章写成之后,我刚好到北京给老钱看,老钱又推荐给王瑶先生看了。此前王先生没有招过博士生,看了这篇文章后,说让他来考吧0。所以我是北大中文系第一届博士生。王先生跟许多人说过,我招的这个学生,对宗教方面有兴趣。当我做博士论文时,王先生说,他不给我出题目,但可以帮我排除。也就是说,他不管我怎么读书,怎么选题,只告诉我哪种选择可能是错的。我的这个题目,就被他否了。为什么否?他的意思是,第一、虽然你对这方面有兴趣,但你没有受过宗教学方面的专门训练,除非你补课,在宗教学方面下很大功夫,否则你就是骗文学界的人。你可以在文学界谈禅论道,但这毕竟不是你的专长。第二、他说,我可以很明白地告诉你,将来能请到的参加你的论文答辩的教授,没有一个人懂这个。答辩时,可能人家看在导师的面上,让你通过。也可能你的论文超出那个时候一般教授考虑的范围,你会碰到很多意料不到的困难。两种结局都不理想,所以这个题目最好不做。

第二个题目,我当时对语言哲学感兴趣,所以自然而然地对文言和白话的关系感兴趣,想重新讨论这个问题。我当时跟王先生讲,我自信对晚清一段有一定积累,可以从晚清一直谈过来,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语言问题,我谈了一些思路,王先生还是不同意。他认为这个题目,如偏重理论,太玄了;如着重资料清理工作,则没有大的建树。1985年前后,关于这个问题,成果还不多。但大家也都意识到,语言的变化,肯定是这个世纪中国文学很关键的问题。王先生讲文言转白话,肯定会有大成果出来。但是现在没有找到恰当的理论框架,研究还是比较一般。这就是说,我们预感到这个问题的存在,但是没有找到恰当的解决办法。在这种情况下,你一定要做也可以,但这不是最理想的。另外,如果一定要做,就得大补语言学的课。好在我们系里的朱德熙先生历来主张文学语言不能分,所以北大中文系的一个长处,是语言专业比较强。

第三个题目是关于小说叙述方式。这个题目,一开始不是这么报的,这是后来逐渐成形的。一开始只是想讨论中国小说形式的变化。王先生说这个题目可以做,但提醒我不要把/文学概论0直接套到文学现象上去。选定中国小说作为研究方向,已经是我读博士的第二年,也就是1985年的下半年了。

三、问题意识比理论框架更重要

中华读书报:王先生的教学实在很好,您是怎样处理问题与理论的关系的?

陈:我的第二步工作,是在阅读大量小说和理论著作之后发现的新问题。做研究的人,思想火花不断冒出,尤其是当你接触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或新的理论框架时。做博士论文的人,除非特别没出息,否则都会努力把研究推进一步。希望自己的论文有一个全新的面貌,自然会考虑到新的理论、新的方法。问题在于,你的论述对象很可能经受不住你借用的理论之重压,因而纷纷解体)))这对于史家来说,是很可悲的。我希望在对象的探讨中能发现问题,而这个问题最好有较大的发展潜力,这个潜力又能和新的知识结合起来。对于博士生来说,很可能问题意识比理论框架更重要。在小说研究方面,80年代有很多理论,我比较关注卢卡奇和巴赫金。一般人会从意识形态推导文学形式的变化,而我想从文学形式窥探到意识形态的变化。假如我从戊戌变法五四运动等来论证小说的形式变化,这样的论文当然也可做,但价值不大。我希望从小说形式特征的一点一滴的变化,去窥探、折射时代思想、文化潮流。不一定每个时代的政治观念、经济制度、文化思想的变化都会直接引发文学形式的变化,但文学形式的变化,肯定折射了时代与社会变化。从小说形式的变迁入手,讨论本世纪中国的意识形态,这是我的基本思路。另外,就是和我们上面提到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0命题有关。以前的现代文学研究,基本上从1917年说起,我们则强调从晚清落笔。一方面,我找到了问题,从形式里面窥探社会的变迁,而这是可以伸展的;另一方面,我找到了一个载体,那就是晚清到五四的小说。而这两点,恰好与我的研究趣味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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