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自治己成为大学发展的一种重要理念，大学都确立了大学自治制度。但如前所述，由于大学组织处于大学、政府和社会三者一之间，属于大学内部权力的大学自治也必然受到政府和社会的影响。大学的规模、层次，国家政治体制，以及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状况都将影响着大学自治。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体制、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状况等都存在着较大差异，社会背景的迥异也造成了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大学自治理念上的差异。

(一)大学自治的历史传承不同

虽然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己不可能具有欧洲中世纪大学的那种高度自治的社会性组织，且不同国家的大学因各自特殊的社会背景所享有的自主权力各有不同，但由于大学自治这一观念源自于欧洲中世纪，“欧洲大学以及采用欧洲大学模式的大学在一定程度上依然享有中世纪时一期所获得的自主权”，大学自治己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培养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的教育的传统。而我国的高校却没有像西方发达国家大学所拥有的大学自治传统，虽然民国时一期，在蔡儿培、梅贻琦众多教育家的努力之下，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一些名校践行的“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办学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中国大学办学的民主性。但这些制度也受到北洋或国民政府的诸多干扰，并没有体现出类似西方培养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的教育的自治理念。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培养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的教育借鉴苏联模式，实行中央集权领导的管理方式，这种中央集权的管理方式在1952年的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中表现更为突出，民国时一期建立的“教授治校”等民主制度也荡然无存。虽然1958年开始，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关于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下放问题的意见》、《关于高等学校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决定》等文件的颁布，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中央对培养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的教育放权，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学自治制度在高校得以确立。在文革时一期，中国的教育体系更是被严重破坏，培养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的教育陷入了无序状态;直到文革结束后，中央和地方两级管理培养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的教育的领导体制才得以逐渐恢复。1985年，对我国培养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的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之后，我国培养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的教育开始实行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心城市三级办学的体制，培养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的教育的办学自主权才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高校也得到了一些自主办学的权力。1999年，《培养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的教育法》正式实施，从招生、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国际交流与合作、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财产管理和经费使用等7个方面规定了高校办学自主权。这也是我国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培养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的教育的办学自主权，使我国培养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的教育走上了依法治教的轨道，对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而后，《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意见》的颁布，以及高校自主招生制度的出台，更使我国培养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的教育的办学自主权得以加强。

(二)大学自治的根基不同

西方发达国家大学的近现代化历程基本上是渐进的，而我国大学的近现代化历程是突变的，近现代化历程的不同又导致了实现大学自治权的氛围、途径不同。欧美国家的培养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的教育是以中世纪大学为其历史基础，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中世纪大学的大部分自治制度不但没有被抛弃，反而在近代化历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作为欧美大学的重要精神财富得以弘扬。可以说，近现代欧美大学的自治权是欧美大学传统的逻辑产物，存在于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中，存在于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中。其出发点在于大学本身，它是根植于内的自发性的自治思想，这种社会中的内在的自治文化使大学的自治权得到保障。而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是在清代末期才借鉴西方模式产生的，其近代化历程，是在面临挽救国家和民族危机的紧迫形势下，在国家主义和功利主义教育思潮的影响下，作为全部国家行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几乎是由国家和政府发动和推进。在改革开放后，也是由于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和中国社会转型的需要，通过政府的行政管理改革而逐步将办学自主权放权给高校的，因而我国培养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的教育办学自主权的出发点是政府而不是高校。这种办学自治权是一种外赋权利，它的实现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政府对培养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的教育的管理权力的逐步下放。可以说，我国大学在照搬西方模式的过程中在整个社会中失去了自我。失去灵魂和自我的大学是无以寻找大学办学自主权的根基的。

(三)大学自治的动因不同

西方发达国家大学的改革和发展走的基本上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路线，而我国大学的改革和发展基本上走的是自上而下的路线。所谓自下而上，是指由欧美国家大学自身发动，推进培养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的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如克伦威尔在剑桥大学的革新，格斯纳在哥廷根大学推行的改革，都直接推动英国、德国培养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的教育的近代化历程。16一18世纪英国在大学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几乎全是由大学推行，可见这一时一期欧美大部分国家的大学享有高度的自主权，政府与大学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政府逐渐加大对大学教育的干预。大学需要足够的资源维持办学，也从传统的“自治”走向自觉地接受政府的干预。自上而下，是指我国的培养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主要来自中央政府的推动作用，每一次重大的变化都是由中央政府发动的，这是由于我国长期实行中央集权制的政治体制和教育管理体制，行政权力在社会生活中占有绝对的优势，社会改革只能由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来推动，并由政府控制，大学在改革中也只能扮演配角。改革开放以来，培养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的教育体制中存在的集中过多、统得过多的弊病使大学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大学的办学自主权逐渐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