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创新的模式及启示

国际关系理论是揭示国际体系发展、变化规律的人类知识体系，它的认识对象是国际体系发展变化的规律。截止到今天，人们往往只注意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派别和非主流派别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而忽略了其他国家的国际关系研究。其实，如果就世界范围来讲，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客观上应分为东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两大部分，两种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在模式和理论发展动力方面存在不同。前者以前苏联和东欧的国际关系理论为代表；后者则以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为代表。

1、东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及其理论创新模式

东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主要流行于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其研究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流派。一是在马克思主义国内社会理论基础上转变成的国际政治理论，这个流派比较典型的代表就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一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思想指导下的国际体系理论，它把国际关系置于人类社会发展总进程中研究，把唯物辩证法的系统范畴逻辑移植到国际体系中，也就是用系统理论指导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这些思想比较典型地反映在《国际关系理论基本原理》和《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结构和发展进程》等一批上世纪80年代前苏联出版的国际关系理论书籍中。

这个流派的研究方法是从整体的角度认识国际关系的，其理论的生长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使用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个范畴或者社会发展理论逻辑模式，然后，依据从整体到部分的逻辑顺序，把各个理论组成部分转换成具体的国际体系部分，从而完成理论的建构。前苏联崩溃以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如火如荼，原东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发展受到抑制，成为很少有人问津的理论空地，但这个理论流派的许多科学部分依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理论创新简洁明了，有很多值得借鉴之处。

2、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及其创新模式

对比之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繁多，可以分为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和世界体系理论三个理性主义主流派别，还有规范理论、女权主义理论、批判理论、历史社会学、后现代主义理论等非主流的反思主义理论派别，以及自己定位于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之间的建构主义理论派别。与东方国际关系理论相比，这些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机制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模式。

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家都“致力于建立元陈述的”，以期完成对国际关系学的“知识建构”，也就是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以建立假设，然后构造解释现实现象的逻辑体系为自己的模式。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建构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元陈述建构，通过各种元陈述的不断产生和消亡发展自己的理论。在这种元陈述建构模式的基础上，生发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生长方面的特点。

一战结束后的1919年5月30号，出席巴黎和会的英美代表同意在各自的国家建立国际关系的学术研究机构，以推动对战争与和平的研究，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的悲剧重演，标志着国际关系学的产生。

于是，国际关系的研究就在18和19世纪的知识体系——启蒙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他们提倡道德的准则，主张加强国际规范，建立超国家的机构和组织以形成稳定的国际社会，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剧重演。

由于这时的国际关系理论以人性善为其理论的逻辑起点，强调抽象的道义和法理，带有浓重的理想色彩，所以，被称为理想主义学派。但是，二战的爆发，结束了理想主义的辉煌，人们在反思的基础上，推出了现实主义，实际上开启了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大门，这种传统一直贯穿到后来的科学行为主义，以及对今天的国际问题研究产生巨大影响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还有今天风头正劲的建构主义。当然，这种传统也对各种非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形成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生长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创新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特有的模式和动力机制，主要有以下几点：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模式是基于个体主义本质认识基础上的创新模式，也就是说，是由个体到整体的认识模式。理论组成模式是国家与国际体系之间的关系，解决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其逻辑结构是国际体系游戏规则认定，然后确定国家生存、发展之道。无论现实主义还是理想主义还是其他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都遵循这个逻辑并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逻辑的启示对原来的理论假设前提进行改进，使理论不断向真理逼近，这就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特有模式。

从理论创新的角度看，以汗斯?摩根索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大师所构建的经典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逻辑前提是哲学的，理论推演逻辑是经济学的。经典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通过与国内社会的对比把国际社会的状态定义为无政府状态；由哲学上的人性恶的论断推导出国家之间的冲突关系；在前面两个前提的基础上推导出国际系统只能是自助性系统的结论。也就是说,组成系统的单位——国家——只能依靠自我保护以求生存；而经济学对市场主体——企业的定位也决定了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最好选择就是：增强国力。可见，自私的人性使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无政府状态使国际系统因无法以权威方式解决冲突而成为自助系统,自助系统又要求系统成员依赖自己的实力在冲突中保护自己的利益。

这三个逻辑环节组成了经典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结构框架。其核心是国家权力,国家在冲突中只有依靠权力才能免受损害。在此基础上,就得出这个理论的逻辑结论：国际关系的实质就是为权力而进行的斗争,就是国与国之间为得到、保持、增强自己的国家实力而进行的相互竞争。但是，经典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实际上只是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毛胚，只是一种描述国际关系实质性内涵的理论，是对国际关系的一种定性研究。

在与自由主义的争论中，在科学行为主义的冲击下，新现实主义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发展为一种高度简约的科学理论。新现实主义借用的是市场经济理论中的市场概念，把国际体系比作市场或者物理学中的场，是一种自在的、独立存在的因素；而国家就是市场中的企业或者场中粒子，具有建立在生存需求基础上的利己行为倾向；市场依靠自己结构变化基础上的“无形之手”引导国家行为，决定在无政府管理的自由市场中的国家行为，所以，新现实主义的基本变量只有两个：国际体系结构与国家行为；国际系统结构是自变量,国家行为是应变量。国家的战争行为主要是由国际系统的结构决定的，即其基本变量关系是：国际体系结构影响国家行为。这样，新现实主义就在保留了无政府状态判断、自助体系国家利己倾向等经典现实主义基本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摈弃了容易受到攻击而又无法证伪的有关人性的假设，加强了现实主义的学理性和理论体系的完整性，把现实主义发展成为具有高度科学特征的国际政治理论。

无独有偶，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形成也和新现实主义理论建构具有同样的理论创新特征。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与新现实主义的相同，但否定国际体系权利分配决定国家行为的有效性。而是引进新制度经济学的逻辑分析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形成过程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揭示出国际制度与国家行为的关系，得出国际制度决定国家行为的结论。这样，在新制度经济学逻辑的帮助下，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变成了包含国际制度和国家行为两个变量的高度简约的、呈现高度科学性的系统理论，完成了理论创新过程。作为国际关系后起之秀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过程也呈现出同样的特征。与新自由制度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不同，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反理性主义的理论，认为国际政治社会结构不仅影响国家的行为，更重要的是建构国家的身份，进而建构国家的利益。同时，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还把国际政治的基本结构看成既是物资性建构，又是社会性建构的结果。反对把国家的行为看成纯粹物资客观存在的结果，在认识论上实际上达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有机统一。在此基础上，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引进社会学的互动理论，作为建构新的理论的微观基础。在方法论上，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采用的是整体主义分析方法，强调整体对个体的作用，以整体为基本分析单位，根据整体特征解释个体特征。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特别强调国际体系文化（或称为共有知识、共有期望、共有观念等）对国家的意义，充分表现了这种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逻辑是：国家作为施动者相互之间不断作用，从而建构出与国家行为相适应的国际（文化）结构，这个社会性的结构就会反作用于这个国际结构内的国家，从而进一步决定国家的行为方式。可见，这个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借用了社会学的逻辑——互动；实际上，从更深层次上看，它借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认为人类的知识是人与客观世界相互作用的结果，在相互作用过程中，产生人类的意识，累积成人类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在这些知识的指导下，人类从事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可见，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内在逻辑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和实践论的逻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和实践论的逻辑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移植。与其说温特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建立了一条介于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之间的所谓中间道路，既考虑了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又坚持了科学实在论的理论体系，不如说温特开创了用了哲学逻辑系统分析国际问题的先河，并且兼顾了物资和意识两个方面，达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坦率地讲，这种方法确实给我们从宏观的角度把握国际关系发展的脉络提供了有效的工具，但是，它也没有摆脱就具体国际问题分析方面的不准确性，历史是在宏观的框架内运动，但是，在局部又表现出自己的特点，毕竟人的能动性是巨大的，历史不会重演，关键的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不仅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主流学派通过这种方式实现自己的理论创新，而且，国际关系的非主流学派的理论创新也表现出同样的特色。总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各个流派都及时吸纳各个学科发展的精华，实现自己理论创新，创造出多姿多彩的国际关系理论，为人们分析国际问题提供了各种具有针对性工具。

3、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动力

综观整个国际关系理论学科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是多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具体来讲，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人类解决国际问题的实践需要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根本动力。国际关系理论作为“学术上的后来者”，在西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产生的，而在前苏联、东欧国家则直到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才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烈给人们心灵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而一战以来的国际局势更是复杂到令人凭直觉难以把握的程度，世界范围内的力量组合和重新组合，在政治、经济、军事诸领域的斗争以及这些斗争的相互交织，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等多种手段的并用，所有这些都呼唤着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以指导人们的国际关系实践，于是，1919年5月30日出席巴黎和会的英美代表同意在各自国家建立国际关系学术研究机构。而前苏联、东欧地区一直否认国际关系学科的科学性，经过长期的徘徊以后，在处理国际问题实践的压力下，从1969年底开始以前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杂志编辑部召开的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为契机也走上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道路，国际关系理论走上历史的舞台。

其次，人类原有的知识是人们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起点。在国际关系理论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之前，国际关系理论以外交与战略的形式散见于历史学中；以国际法及其实践的形式散见于法学中；以人性与正义的形式散见于哲学中；以国家学说、战争与和平的形式散见于政治学中。所以，所有这些都是国际关系理论产生、发展过程中必须吸取的营养，是各种国际关系理论生长的起点。理想主义在它成长的幼年时期就汲取了哲学的有关人性和正义的观点，法学中有关道义、法律规范的观点；现实主义也汲取了哲学中人性的观点、经济学中理性人假设的观点。即使今天产生的建构主义也不失时机地汲取了哲学中认识论和实践论的观点。总之，人类原有的知识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起点，各个理论流派都要从这个知识宝库中提取建构自己理论的有用材料，组合自己的理论大厦。

再次，政治哲学的指导是国际关系理论生长的保证。哲学作为研究科学的科学，对于人们从整体上把握本学科理论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前苏联、东欧地区的国际关系理论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建构出来的。前苏联的国际关系理论以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性社会发展观为指导，发展出以系统研究为特征的国际关系理论，《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结构和发展进程》就代表了这方面的成果。东欧地区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则以波兰学者约?库库尔卡为代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应用联系、发展的观点发展出多元战略分析方法、系统分析方法、预测分析方法。而西方国际关系各个理论流派的发展都没有逃出西方政治哲学从个体着手，以整体结束的逻辑套路。

第四，各个学科解决问题的内在逻辑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借鉴资源。国际关系理论是跨学科的，它不受拘束地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领域吸收原始材料。参与前苏联国际关系理论建构的学者不仅包括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国际法学家国际关系专家、哲学家，而且包括数学家、系统专家等，可见国际关系的理论融合了许多学科的内在逻辑，马克思早就指出各个学科在逻辑上的“通知”性。西方国际关系的各个流派都不同程度地借鉴其他学科的逻辑，比如，新现实主义借鉴经济学的市场与企业的关系逻辑，或者物理学中场与粒子的关系逻辑建构自己的理论大厦，增加其学理性和科学严密性；新自由制度主义把新制度经济学的逻辑变成国际制度演化的逻辑，来推演国际体系进程，形成这个流派理论龙骨。而建构主义则借用了哲学认识论和实践论的逻辑，发展出自己富有竞争性的理论。而60年代的行为主义革命几乎引起各个国际关系理论流派脱胎换骨的变革，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

第五，流派间的争论是理论发展的外在动力。这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突出现象，各个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展开论战，推动各自理论的发展。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大的论战：第一次论战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60年代，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的论战；第二次论战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之间的论战；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了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论战。在这次论战的夹缝里，建构主义异军突起，新的论战又在酝酿。这些争论给各个理论流派反思和改进自己的理论提供了机会，也给各个理论流派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两派通过各自的努力，均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攀登上了一定的学术高地，派相互渗透，互为补充，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国际关系的理论创新是人类国际关系知识建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既要借助本学科的历史遗产，又要借鉴其他学科的内在逻辑，是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