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国在清朝末年开始，中国被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通过鸦片战争用坚船利炮打破了闭关锁国的状态后，为了挽救其统治危机，清政府重新认识到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按当时魏源先生《海国图志·叙》中所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所说“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语可谓充分反映出当时清政府对出国留学的认识，试图吸收西方先进技术，使中国富强起来。从此在社会上产生了“游学”一词，清政府将其称为“出洋游学”。随着出国留学的政策和派出的人员口益增加，特别是赴口人数逐渐增多，“出国留学”一词渐渐在民间被广泛使用并代替了“游学”一词。官方使用“出国留学”一词是出现在光绪时期《出国留学生具结胡鸿酞》奏折中，到1907年中口两国订成特约五校协定后，清政府为此制定章程9条，内文中使用“出国留学”和“出国留学生”词语。近现代以来，出国留学一词由单纯所指中国人到海外学习之意，衍生出外国人到中国学习之意，也就是现在所说既包含出国留学也包含来华出国留学。

出国留学制度是教育制度的一种。它到今天己经成为我国主要教育制度之一。早期的出国留学活动大都是一次性的决策，无制度之说。学生多是平民子弟，官僚亲胃子弟以出国留学为耻。甲午战争结束之后，前往国外的出国留学生逐渐增多，清朝政府有针对性地制定了一系列出国留学教育的规章制度，自费出国留学的人也越来越多，出国留学教育的地位也在快速提高。由于当时国内接受西方教育的人越来越多，出国留学人员的层次也提高了，多是接受培养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的教育，其学习领域也扩大到自然、社会和人文等学科。随着晚清出国留学教育的发展，与之相应的出国留学制度也经过了草创、成型、发展与消亡等几个历史阶段。清政府出国留学制度主要有:选派制度、管理制度、考核与录用制度等。如光绪年《清实录.得宗》里记载的《著庆春等接续遴材派赴各国出国留学谕》、宣统元年《游美学生考试录取办法》、清同治年((出国留学生之监督》、宣统元年((派遣游学学生办法大纲》、光绪二十九年((管学大臣张百熙奏派京师大学堂学生赴东西洋各国出国留学折》、宣统元年《游美学生考试录取办法》等。清政府出国留学制度由早期的临时性、应对性和随意性，伴随时间和出国留学活动的增多，到了晚期在出国留学制度的制定上基本成型，并具有了规范性、系统性和完整性的特点，但仍缺乏稳定性和有说服力性。出国留学制度的制定和口趋完善，以及出国留学归国人员的增加，推动了封建科举制度的废止。西方科学技术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当时的人们由传统的教育思想转向海外的教育思想，而且以出国留学为荣。清政府出国留学制度的演变，是与出国留学教育的发展分不开的，从另一个面反映出中国走向世界的历程。

民国时期的出国留学制度，是在清末出国留学制度的基础上加以改进而成。总体而言，由于民国政局不稳，内乱频仍，后又遇口本入侵，出国留学活动时断时续，出国留学制度，如考试制度，选拔制度等，虽有构建，但仍属草创，效果不很明显。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出国留学教育制度，大致可分为卢沟桥事变前、抗口战争时期和抗战胜利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三个阶段。这期间对出国留学制度不断加以全面改革，加强了对出国留学教育的管理与控制。1931年9月，国民政府决定把三民主义作为出国留学教育的指导思想，并明确规定官费出国留学必须大学毕业和出国留学考试及格，自费生高中毕业亦须必要的考试，对出国留学人员的选派和核准成为出国留学教育管理的首要环节。1943年进一步规定，出国留学教育须遵奉三民主义，并于出国前须经两个月的政治培训。抗口战争前，基层政府、团体、学校及个人在此方面尚拥有较大的自主权，除党员出国留学、稽勋出国留学和军事出国留学等具有特殊性质的选派活动外，由中央相关机构直接自行举办的出国留学选派并不占主体地位。但另一方面，通过完善出国留学证书制度、限定出国留学学生资格、调整出国留学学科比重、修正出国留学单行章则、组织各省出国留学考选复试等手段，中央政府明显增强了对基层选派活动与个人出国留学行为的监管控制。经过抗战前期的统制压缩政策后，在出国留学选派整体规模逐渐恢复的同时，中央集权化趋势继续得以延续。这一阶段是在承袭以前时期有关制度与规定的基础上，强化了对出国留学教育的控制与统一管理，并使之为国民政府的政治路线服务。

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革命需要，也开始有了自己的出国留学活动，并有了初步的、零星的制度设计。新中国成立后，为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步伐，学习前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开始着手建立新中国的出国留学制度。有计划地选派出国留学人员到前苏联、罗马尼亚、波兰、捷克、前民主德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与此同时也接受这些国家的出国留学生到中国学习，其中以朝鲜和越南两国派遣来华学习的出国留学生人数最多。1960年后国际形势发生巨变，同前苏联关系恶化，中国调整了出国留学政策，对前苏联等东欧国家选派人数减少，积极开辟对西方发达国家派遣出国留学生的途径，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一些发展中国家派遣文化交流出国留学生。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国留学活动一度中断。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扩大深化，出国留学教育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80年以后，归国出国留学人员增多，大都走上发挥其才智的工作岗位。1990年后中国经济稳步快速发展，教育体制结构改革深化，调整了出国留学教育的政策。时至今口，出国留学活动健康发展，出国留学制度口趋完善，出国留学教育进入了飞速发展时期。研究当代中国的出国留学制度，须回顾晚清以来至今的出国留学历史。这样，认识制度的交换更替才有依傍，对于未来的出国留学制度制定、设计才有历史的依托，具有基础性意义。

出国留学活动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出国留学活动来自社会的需要，同时，又反作用于社会环境，进而改变社会风尚，影响社会发展。研究出国留学历史与出国留学制度，是认识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变迁的重要参照。世界上的科学文化历来没有国界限制，凡先进的学术总是能够吸引各国、各地的学者，古代中国曾长期是周边国家和地区学者“游学”的中心。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衰落，科学文化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因而近代派遣出国留学生“出洋”受教育，也就成了必然之举。当出国留学制度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稳定的制度以后，它在功能上取代了科举制度。对出国留学制度的研究，帮助我们认识社会变迁之中的这一重要因变量，发现历史与社会变迁的复杂与深刻。

出国留学生是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传播者，是西方近代化教育思想的主要传播者。出国留学生是新式教育师资的主要来源。出国留学生回国后，就业的主要是从政或教书。尤其教育界是出国留学生最集中的地方，“培养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的教育界之人员十分之九以上(据民国十四年东南大学、北京师大同学录)为出国留学生高等以上学校之科学教师，更无非出国留学生，现在国内学校科学教师、科学用品与科学教科书者，亦莫不由出国留学生间接直接传衍而来。”另有人对1935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名人录》进行统计发现，在该书收录的1103位教育界名人中，出国留学生出身的多达904人，占82。其中留美学生又占了。中国近现代最著名的教育家中，十有八九均是出国留学生出身。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出国留学生确实是中国培养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的教育的主体力量。

出国留学生是近代中国革命的发动者，也是中国近代科技革命、文学革命的发动者。出国留学生在中国近代政治、军事、经济上也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当中有革命领袖、文学家、思想家、学者、科学家、教育家和实业家，但也有卖国求荣的汉奸。但是总的看来，绝大多数人还是那些为祖国近代的事业而献身的人，也有更多的还是那些几十年如一口终其一生而默默耕耘的人。

著名历史学家戴逸先生将中国近现代出国留学历史划为以下十代:

第一代出国留学生是在清朝光绪初年，由早期留美学生容阂提议，经曾国藩、李鸿章奏请慈禧批准，从全国选招的120名12-15岁幼童，1872至1875年分四批赴美出国留学。代表人物:詹天佑。第二代是光绪初年(1877年)派出的海军出国留学生近百人，分赴欧洲各国学习，回国后担任各级海军将领。代表人物:严复、刘步蟾(甲午战争时，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兼旗舰“定远号”管带、代理提督)。第三代是20世纪初的留口潮。甲午海战失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全国处于国防崩溃、民不聊生、社怨沸腾的内外压力下，清朝不得不采取改革措施，采纳张之洞建议，派谴赴口出国留学生。代表人物:孙中山、秋瑾、蔡元培、廖仲恺、吴玉章等。第四代是庚款留美生。1907年被传教士明恩溥说服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提议，提议内容是将减退赔款中的一部分用于中国办培养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的教育和招收中国学生留美，并从1911年开始派遣。代表人物:吴有训、竺可祯、侯德榜、钱学森、钱伟长、张光斗等等。第五代是留法勤工俭学。从1915年开始，中国知识界的李石曾、蔡元培等人为振兴中国的科学技术，鼓励青年向西方学习。代表人物: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严济慈、童第周、钱三强等。第六代是20年代留苏学生。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两年后，于1919年成立了第三(共产)国际，1920年5月建立莫斯科东方大学，招生对象是苏联远东各少数民族和亚洲各国的革命青年。代表人物:瞿秋白、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第七代出国留学生是从1927年到1937年期间派出的。第八代是指1938-1948年期间赴欧、美的出国留学生。代表人物:李政道、朱光亚、唐傲庆等人。1950-1960年出国留学苏联、欧洲的列为第九代，文革以后的是第十代。戴逸先生以及其他学者的研究，初步理清了中国近代出国留学的历史脉络，但是出国留学制度变迁的研究尚待深入。

研究这些出国留学者和出国留学制度，对于我们推进中国出国留学制度改革，进一步促进中国培养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的教育乃至整个中国教育的发展，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