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5月，作为博洛尼亚进程的后续部分，欧洲教育部长会议在伦敦召开，会议签署的《伦敦公报》中将在职博士生教育和训练—在博洛尼亚进程的框架中被称为“第三级”—作为关注的重点。通过对欧洲大学的一项调查，报告指出，有29%的被调查学校创立了在职博士生院，22%还延续着仅有个人指导的传统，49%的学校在个人指导之外还提供讲授课程。在签署博洛尼亚宣言的许多国家中，往往可以找到两种或上述全部三种在职博士生教育和训练的模式。

此外，报告还指出了在职博士资格认证阶段目的和特征的不断增长的多样性:包括研究型学位、专业型学位、在与企业合作中完成研究工作的在职博士学位、艺术类在职博士，获得本科学位即可攻读的速成在职博士学位—英国的“硕博连读学位”( New Route PhD)就很有代表性，尽管它并不是专为吸引留学生而设计的，最后，还有欧洲联合办学的在职博士学位。合作监督或“联合培养”的制度安排也变得越来越常见。

《伦敦公报》还就今后几年需要进行的在职博士生教育改革列出了许多未能解决的问题:培养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的教育第三级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是否需要更好或更清晰的结构?准人的条件应是什么?需要何种形式的资金支持?怎样使它们更有效地被利用?如何提升灵活性?第三级学位对劳动力市场的适用性为何?对在职博士学位拥有者来说，是否存在着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是否应该继续将研究放在首位?学分是否必须且有用?正在发生的变化是否具有内在一致性?关键阶段是何时?

有意思的是，这些问题与2006年9月在萨尔茨堡举行的关于在职博士生教育的跨大西洋研讨会中所提出的问题十分相似，来自美国研究生院委员会的代表也出席了这次研讨会。尽管在美国，能否完成学业和人员的逐渐减少是更为显著的问题，与会者仍然认为需要回答一下三个共同关注的问题:硕士和在职博士生教育的衔接;哲学在职博士和专业在职博士的定义、目标和结构;扩展全球范围内关于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对话。

这些开放性问题值得我们去探究更为深人的细节内容。诚然，在职博士学位的定义和目标都在发生变化，它不再仅仅是一个研究性的学位，而是逐渐开始为非学术性的劳动力市场进行资格认证。要实现这一过程，可以将这一资格认证阶段划分为许多不同轨道，或者在常规的研究性训练计划当中加人一些重要的能力和技巧的训练，具体的做法往往取决于各国的传统。

为在职博士学位资格认证阶段提供更多结构的做法应该能够减少退学人数，提高效率，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在职博士生的数量更多了。有趣的是，正是拥有最高级的“自由”学位之一的德国，在职博士学位拥有者在毕业生中所占的比例最高(超过10%，具体说来，2005年德国授予了超过25000个在职博士学位)。对于这一矛盾的解释对进一步研究无疑是有益的。

今后，在职博士生院和培养计划的准人条件将会成为政策和规定中一个重要的话题。在大多数英美国家，硕士学位已经失去其重要性，只要拥有学士学位，就能进人在职博士生项目，硕士学位只是授予那些在一两年之后决定不再攻读在职博士学位的人。欧陆国家也有成为“速成在职博士”的类似例子，同样缩减了硕士学位的功能。专业性学位的准人条件又是一个不同的问题。一般来说，有过几年专业工作经验的人进人这样的培养计划中，比起学术研究的认证或对现有学科知识的原创性贡献，他们更希望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在其专业领域内推进自己的职业生涯。对于这些各不相同的目标，全国性、甚至是欧洲统一的认证框架是否是合理的方案，这依旧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进一步来说，在许多欧洲和非欧洲国家，对哲学在职博士开放的非学术性劳动力市场非常之小，甚至根本不存在。对在职博士生资金支持的形式形形色色，也是颇具争议性的话题。在职博士生应该被视为学生、自己支付学费，还是被视为早期的职业研究者、获得薪水和适当的社会福利?在职博士学位是研究性职业的第一阶段，还是学术性学位的最高等级?根据这些不同的观点，在职博士生被看做雇员或是受训者。在这里，值得注意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占了在职博士生群体最大比例的人文及社会科学领域的在职博士生们并没有奖学金或薪水。

关于关键时段的问题，实际上是英国大学研究水平测评(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的结果和影响。将最佳的人才聚集于大规模的研究项目、精英大学的学院或是顶级的研究系所，这将为在职博士生们提供更多的机会，因为这样，他们能够与处于类似境地的人们沟通、交流经验，也能认识更多的老师，这同样也能提升在职博士生教育和训练的质量，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此外，根据程度的不同，人才聚集的趋势导致了某些大学、地区甚至是国家(从全球范围来看)不再拥有在职博士生教育。这一发展趋势被欧洲研究型大学同盟极大地推动了。

与集中相关的另一问题当然就是竞争。在全球范围内对人才的国际竞争中，存在在职博士生教育的“外部”视角，以及将在职博士生教育视为紧随本科生教育飞速发展的“大众化”趋势的本国人才培养策略的“内部”视角，彼得·斯考特( Peter Scott)通过比较这两种不同视角，清晰地概括了这种紧张的关系(根据2006年2月在研究生院委员会的发言提纲)。在职博士生教育中国际流动性不如人们所预期和推动的那样大，可能也是因为这种紧张关系。大学倾向于留住在职博士生，也许是为了从他们生产的新知识中获利，并且害怕他们会永远地流失到一所国外的教育机构(人才外流)。

以上这些问题都是目前欧洲培养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的教育界及研究界正在探讨的，国外—特别是北美和澳大利亚—的专家和政策制定者们密切关注其发展态势，以便能够采取正确的行动。这些新进展可能会成为另一轮“学术军备竞赛”，这样的担忧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