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来的训诂学研究,其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训诂方法的探讨,二是训诂新领域的开辟,三是训诂学教材建设。
(一)训诂方法的探讨。
正如王宁所言“在(训诂学)这个领域里,缺乏的不是材料,而是现代人易于接受的原理、方法、思路”(《训诂学原理·自序》)。陆宗达、王宁在训诂方法上的探讨值得注意。王宁的《训诂学原理》是其代表。另外,宋永培的《当代中国训诂学》(2000)对近百年来中国训诂学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总结和评述,认为1900年到1982年为中国现代训诂学时期,至1983年当代训诂学诞生。该书对当代训诂学在21世纪的发展也作了探讨。
(二)训诂新领域的开辟。
汉魏六朝以来方俗词语的研究,是三十年来训诂学新开辟的领域,郭在贻等先生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的《训诂学》(1986)第九章“训诂学的新领域———汉魏六朝以来方俗词语的研究”值得注意。
此外,张永言《语文学论集》运用少数民族语言解读古汉语词义,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值得称道。王力的《同源字典》(1982)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语源学著作,王力方法严谨、科学,语料扎实,结论可信,学术水平大大超越了前人。
(三)训诂学教材的建设。
三十年来,各种训诂学教材不下三十部,对训诂学知识的普及和人才的培养,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较有影响的教材有:陆宗达《训诂简论》(1980)、周大璞《训诂学要略》(1980)、洪城《训诂学》(1984)、张永言《训诂学简论》(1985)、郭在贻《训诂学》(1986)、赵振铎《训诂学纲要》(198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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