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考古学在职研究生教育与人才培养

民国时期的考古学教育与人才培养,对其后中国考古学在职研究生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是中国考古学学科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因为民国时期考古学未能在高校建立专业,所以学界对民国时期的考古学教育与人才培养问题认识模糊。

近代早期,新型考古在职研究生人才培养,主要由在中国境内从事考古活动的外国学者主导。通常是在中外合组的学术团体里,一些中国学者长期跟随外国考古学家,在实践中得到训练,很快成为中国考古学的生力军。这方面最早、最典型的要算北大的黄文弼。黄文弼1927～1935年代表北大考古学会参加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赴内蒙古、甘肃和新疆考察,被指派到考察团唯一的一位考古学家贝格曼手下工作。在长达七年的时间内,得到贝格曼的严格训练,很快学会运用近帮忙考古学方法。其他,裴文中在由地质学转向旧石器考古学的过程中,德日进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在近帮忙考古工作尚未变成判定专业考古学者的标准和职业认同的象征标志之前,1930年代的学生及年轻学者,主要是在考古工地学习和实践其专业知识。考古工地提供给他们的,实际上是他们在大学学不到的、对考古学者来说又是必不可少的田野训练机会,此时的考古工地实际上替代了大学,成为让对此学科有兴趣的学子可以在其中求取专业知识的特殊场所和人才养成的重要基地。因此,在考古学在职研究生尚未被大学教育体系承认为独立学科之前,当时的考古学人才后备力量,很大成分来自工地的直接培训。

民国时期,傅斯年、李济等新型学者将近帮忙考古学引进中国大学课堂,开展一系列教学活动,希望打破本土只偏重于古代遗物研究的模式,重新设定研究课题,把研究的重点向实地调查和发掘遗迹的方向推进,在早期大学的学科努力和实践中,对人才的培养显示出巨大作用。他们培养的学生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就开始施展才华,在考古学的多个领域有所建树。但是由于考古学注重观察、归纳的经验学科特性与偏重形而上思考的大学科系之性质不同,终民国时期未能在高校创建考古学在职研究生专业。人才培养正常机制的长期缺乏,使考古学学科在知识传承上呈现资源分散、缺乏整合的情形,导致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失去依托。虽然考古工地暂时负起了考古教学功能,但它毕竟不是一个以教学为主的机构,不易吸收到年轻学者的全心投入,人才来源因此并不稳定。考古学人才缺乏,成为考古学学科发展缓慢的最大掣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