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会儿读书的时候没有在职博士，只有硕士，国家就把我们当作学术型的人才来培养。那会儿我们和导师的关系特亲近，基本上没啥课，学问都是聊出来的。我们常常上老师家，天南海北地聊，聊着聊着学问就出来了。”如今年过五十的王教授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仍一往情深。
在职博士生萧潇对他的导师却颇为不满:“这几年来，我也没见着导师几回，他经常外出讲学，参加各种会议活动，接了不少项目，都没时间管我们。学业上实在没多少指导，都得靠自己摸索。”
萧潇颇为憧憬那种师徒相承的师生关系:“过去多好啊，老师和学生情同父子.可现在导师都找不着，况且带的学生又多，哪还能像以前的师徒能慢工出细活、琢磨技艺啊!”
萧潇的抱怨折射出我国在职博士生导师制度的诸多问题，随着我国培养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的教育的发展，在职博士生招生规模的扩大，现有的在职博士生导师制度逐渐显出弊端。
在谈到在职博士生导师制度以及在职博士生和导师关系的问题时，陈洪捷发表了他的看法:“我国的研究生培养上长期以来走的是师徒制的欧洲路子，在职博士生被视为高级研究人员，以科研助手的身份跟随导师研究，不重视课程的学习。应该说，师徒关系有它不可替代的魅力:出色的老师的言传身教能够让学生受到良好的学术和人生熏陶.使学术大业传承下去.而且良好的师生关系互动有益于教学相长。但是师徒制也有它的问题，比如过去我们有一批高水平的学术大师，他们的人格和学术都是学生追随的典范.而一批学术大师的逝去和导师队伍的增加，博导水平却有下降.加之如今知识更新速度加快，再让一个学生长年地追随一个老师受业是不合适的。
“后来我们更接受了美国模式的影响。美国模式强调导师的集体指导，特别注愈通过一系列课程来保证在职博士生研究能力的培养。参照美国模式.我们希望一个学生由几个老师来带，其中有正导师，另有几个副导师。应该说，我国的这种方式是介于师徒制和集体培养方式两者之间的.学生能获得更多学习的机会。”
北京大学最近对在职博士生导师遴选制度的调整是对这一改革思想的回应。只有在职博士生导师才具备带在职博士资格的情况现在某些院系已不存在。这些院系规定，只要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获得过在职博士学位并且带过硕士的老师均可以招收在职博士生。
“应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北大想取消‘博导’这样一个古怪的称谓—在国外并没有这样一个词。北大也要像国外一样，教授就可以指导在职博士。因为我们的年轻老师中也有一批水平相当高的学者.他们完全具备带在职博士的能力。”陈洪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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