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titutional Research”是本研究使用的主要分析框架。"Institutional Research”在中国学界有多种译义，在培养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的教育研究领域被译为“机构研究”或“院校研究”，主要是指“以高等院校为对象进行的研究”;而在社会科学研究界(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这个词被译成“制度研究”或“制度分析”等。由于学科的差异，大家对于这一词的理解也有较大差异，但总的说来，都是将“制度”视为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或运行规则，研究制度的生成、发展和变迁的过程与机制。

虽然在职研究生教育信息网老师在本工程硕士研究中以特定的“高等院校为研究对象”，但更关注的是制度生成问题，因此，本文所使用的“Institutional Research”与培养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的教育研究界所定义的“院校研究”不同，更多地具有社会学中新制度主义的特点。

新制度主义最为突出的贡献在于对“制度”的重新界定:制度是“由社会符号、社会活动和物质资源所组成的多层次稳定的社会结构，它包含以下三大要素:法令规章体系(regulative)、规范体系(normative)和文化认知体系(cult ural-cogni-tive) 。在这个定义中，制度不仅包括最为固定和外显的法律规章，也包括为共同价值观所支持并用以指导个体行为的规范体系，甚至还包括最难以辨析的文化认知状态。这三大要素在将制度外延大大扩展的同时，也动态化了制度本身--一三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渗透，使得对“制度”概念的探讨必须进人对“制度化”过程的研究。制度不再是一个固定的结构或模式，而存在于不断发展或变迁的“制度化”过程之中。在这个意义[-，制度分析就是对制度化过程的分析。本研究将工程硕士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具有新制度主义“制度分析”的涵义。

新制度主义的另一重要贡献在于对现代社会组织特征的新发现。新制度主义认为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于获得合法性，而合法性是由人们的文化认知所决定的.即被认为理性或有价值的就是合法的。因此，制度变迁的成败也在于是否获得足够的“合法性”。大学是制度化组织的典型，其成败标准并不是产品的有效性或生产的效率，而在于其组织结构和行为是否符合人们对大学应该为何样的价值判断。符合这一标准就具有了合法性。至于大学在教育学生时是否有效率却反而不那么重要了。

强调合法性是组织发展、制度变迁的关键并不意味着组织只能被动地适应外在环境的需要;相反，新制度主义在其后期的发展中，尤其关注组织在制度变迁中的能动性，即认为制度的生成和变迁都是在组织与环境的博弈中形成的。组织可以通过影响社会认知和文化观念的方式影响外在的制度环境，但前提是组织具有明确的利益方向并使其与社会需要和文化认知产生积极联系。“组织利益”的概念由史蒂夫·布伦特(Steven13rint)和哲罗姆·卡拉拜(Jerome Karabel)在研究美国社区学院的变迁时纳人新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他们认为组织利益是组织发展的内在逻辑力量.有些组织利益被市场和规章制度预先设定，而另一些组织利益则是在特定结构和空间下逐渐确定的。因此，组织中的领导者和专家就具有了决定和引导组织利益方向的权力。这一概念的引人，为分析制度变迁中组织与环境的博弈提供了微观分析工具。工程硕士学位制度的生成由于发生在社会转型期所特有的“市场缺陷”与“政府失灵”共存的环境中，大学影响其制度变迁的可能性更大。

新制度主义对制度概念的扩展、对合法性的重视、强调组织在与环境博弈中的自主性以及引入组织利益的观点，都为本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分析工具。但是，不同于大多数新制度主义的宏观和中观分析模式，本文以清华大学为案例的分析更多地是一种微观的分析模式。这种分析模式需要对于组织与环境的博弈过程，以及这种博弈对于制度生成的影响予以更具体的关注。因此，本文将研究聚焦于“制度化”过程的最初生成阶段，将外在的环境因素具体化为政府与市场(企业)的力量。大学与政府、市场在制度生成阶段的博弈过程将在新制度主义的框架下被揭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