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在职研究生教育内嵌于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品性分析

华尔兹对国际关系在职研究生理论发展的贡献是划时代的，甚至被誉为国际政治学科中的“哥白尼革命”。正如肯·布思(Ken Booth )所言，立足知识的传承谱系，无论是坚定的支持者、友善的改良者还是激进的批评者，都是华尔兹的受众，因为华尔兹的学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今天的国际政治学。如此杰出的学术贡献恰恰源自华尔兹出类拔萃的理论品性。如果对华尔兹的理论品性没有全面深人的理解，就无法真正把握结构现实主义的精髓，也难以深刻认识华尔兹的理论探索之路对于国际关系在职研究生理论研究的借鉴意义。三十多年来，学术界对结构现实主义有许多批评，其中不乏误解与苛求，也有一些宣称的理论颠覆，然而由于无法把握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定位与精髓所在，许多批评并不能与之在同一层面上展开对话，不少理论创造也只是一时的喧嚣。

华尔兹对理论的深刻理解扎根于科学哲学。科学哲学是一门以科学理论为研究对象的知识体系，集中探讨理论的性质、功能、合理性、发展模式与进步机制等，解决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问题以及科学如何进步的发展问题。科学哲学因其对知识的高度浓缩以及内在的反思、批判精神而具备独到的方法论优势，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科学研究的发展。在国际关系在职研究生学界，华尔兹是少数具有强烈科学哲学意识的学者之一，他一再强调不论是构建还是发展理论，研究者都必须从科学哲学中吸取养分，否则难以推动理论研究的进步。可想而知，如果不能深刻理解理论的基本特征与演进模式，或者缺乏对科学理论构成标准的认识，研究者很难构建和发展理论。

正是基于对科学哲学的深刻理解，华尔兹对理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理论能够发现规律性现象，还要对规律提供可信的解释。在华尔兹之前，国际关系在职研究生学者在提出理论时要么只是在进行描述或诊释，要么仅仅将理论当做法则或规律的集合，正是华尔兹将理论升格为对规律的解释。一般而言，规律是指两种事物或现象之间能够被观察到的有规则的联系。但是，规律所叙述现象之间的联系并不一定包含明确的因果关系，更无法回答这种联系是否可靠以及如何发生。如果理论只能说明事物之间的相关性而无法进行因果解释，就不足以洞察事物的本质。正因如此，华尔兹将解释力作为判断理论优劣的根本标准。

华尔兹对理论思构有着精确的认识。华尔兹视理论为人脑的发明创造之物，因而理论的构建就成为一个简化、抽象的过程。为了对研究对象进行有效解释，研究者必须对复杂的现实世界进行有意、必要的“省略”，提炼理论预设(assumption )，将看似不相关的事实联系起来，解释某些现象的改变如何必然引起其他现象的变化。否则，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我们将无从人手，更谈不上解释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理论预设的意义不在于真实与否，而在于能否构建出富有解释力的理论。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出于构建体系理论的需要，华尔兹才大胆假设，把国家假定为功能无异而只存在实力区别的行为体，从而提出了“结构选择说”，构建了结构现实主义。

此外，华尔兹对理论检验有着十分严格的要求。未经严格检验的理论思构难以称之为理论创新。正是出于这一考虑，华尔兹设置了十分严密的理论检验程序:首先，清楚阐明受检理论，厘清理论的因果机制。其次，从理论中推导出检验假设(hypothe-ses)。最后，判断检验假设能否得到经验证据的支持，一旦理论不能通过检验，那么就得考虑放弃或修正理论，或重新检验。严格的理论检验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理论创新的可靠性。正是因为经过系统严密的理论检验，结构现实主义才具备了高度的逻辑一致性与可信度。

理论品性是学术修养的集中体现，直接影响到理论创新的高度。要推动理论创新，一方面必须明确“好理论”的界定标准，另一方面则需要找到理论思构的基本路径。如果不能对现有的理论评估标准与构建方式进行充分的反思，就无法大幅度推进理论创新，基础理论研究尤其如此。通常，某一学科的基础理论历经多年积淀，已经成为学科中的主流范式，要想突破这些惯常思维的限制具有相当的难度。华尔兹认识到既往理论存在简化主义(reductionism)倾向的弊病，提出了替代性的结构主义路径，“单枪匹马地改变了整个学科，独树一帜地建立了国际政治乃至政治学领域唯一科学、宏大的理论”—结构现实主义。华尔兹的理论之所以成功，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明确理论定位，强化解释力。解释力是指理论能够推导出多少可供检验的假说，并且这些假说有多少能够得到验证。解释力是最重要的理论评估标准。而理论定位则界定了理论的基本性质与解释范畴，旨在强化理论的解释力。在结构现实主义之前，简化主义主导了国际关系在职研究生理论的发展路径。简化主义路径的关键在于以单元属性为自变量，由内而外地解释国际政治的进程与结果。华尔兹则不以为然，指出在国际政治中，不同国家曾经造成了类似的结果，而类似的国家也曾造成过不同的结果，以单元层次为依托的简化主义路径无法确保理论的解释力。既然国际政治学研究的客体是作为整体的国际政治，那么就应该形成某个将其扩大至最大范畴的理论。因此，华尔兹另辟蹊径，以解释国际政治中持续、反复出现的重大事件为目标，构建了国际政治的体系理论，明确提出了结构现实主义的因果机制:无政府状态一安全竞争。实力分布的重要性*国家行动空间。国际结果，实现了对国际政治的整体性解释。这一研究路径扭转了简化主义主导理论研究的局面，创造了新的理论定位，引导了国际政治研究的体系转向。

第二，创造性地进行理论假定，论证了“结构选择说”。如何从对个别国家对外政策行为的认识上升到对国际政治总体结果的解释是一个困扰着早期的国际政治理论探索的难题。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华尔兹以其独有的理论观创造了诸如无政府状态、单一国家等重要的理论假定，解释了“结构选择说”。大体而言，理论假定越抽象、离现实越远，理论逻辑就越完整有力，但解释范围也就相应缩小。过度抽象往往会使理论缺乏经验内容，远离现实，无法确保理论的解释力，如“人人都是天使”这类假定。于是，研究者应当在理论预设的简化作用和理论的现实适用性之间寻求某种平衡，既不使研究条件过于复杂而无法生成理论，又不使生成的理论过于虚幻而缺乏实用价值。华尔兹意识到理论预设与现实之间必须有一定的距离，理论不应该追求描述和复制现实，而是迫求对现实的整体认识。以“单一国家”为例，事实上国家间千差万别，但为了成就国际政治的整体性解释，华尔兹把国家假定为只有实力区别而不存在功能差异。理由是，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只能以自助求生存，无法实现专业分工，同质性十分明显。这成为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大厦的重要支柱，既满足了构建体系理论的需要，因为一旦考虑到国家的功能区别，那么结构对单元的约束就难以自圆其说;同时也考虑到了国际政治的现实，保留了国家实力这一关键属性，使实力分布成为唯一的自变量。

第三，打破了简化主义研究路径的主导地位，开启了国际政治研究的结构转向。具体而言，一方面，提升了国际关系在职研究生理论的科学性与解释力。华尔兹通过结构现实主义因果机制的明晰，强化了对国际政治的整体性解释，以均势理论为代表。有别于“人为生成论”，华尔兹提出了“自动生成论”，指出均势是国际政治结构的必然产物，即便没有任何国家有意采取制衡政策，甚至都在谋求霸权时，均势照样会发生。①均势之所以在国际政治中周而复始地出现，根本原因就在于无政府状态所造就的国家间以自助为根本取向的安全竞争。因此，只要无政府状态不发生根本变化，均势就一直是国际政治的基本趋势。另一方面，拓展了知识增长的空间。华尔兹的理论创新具有强大的扩散效应。约瀚·米尔斯海默( John J. Mearsheimer)就曾明确指出结构现实主义的重要贡献是为后续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论指导。②结构现实主义为后续理论的发展设置了丰富、合理的启发法。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 j与米尔斯海默相继跟进，分别构建了国际政治变革理论和大国政治理论，实现了进步的间题转化，推动了结构现实主义研究纲领的发展。与此同时，结构现实主义的成功激发了自由主义理论阵营与建构主义理论阵营的理论革新，间接促进了自由制度主义与温和建构主义的生成。简言之，华尔兹的理论创新推动了国际关系在职研究生理论研究的全面、持续和深人发展。

总而言之，正是由于华尔兹难能可贵的理论品性以及高度自觉的理论意识，才成功设置了一种新的、得到广泛认可的理论标准，提升了国际关系在职研究生理论研究的整体水平。华尔兹的理论品性赋予结构现实主义以简洁、有力、优美的理论特性，为我们理解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提供了系统的解释框架，推动了理论谱系的完善，对国际关系在职研究生理论研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