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青年学术骨干，目前尚无一致的看法。归纳各家之说就是：在奉门学科或在相关学科上具有深厚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能适应21世纪科技发展需要，具有独立或带头承担世界前沿性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在基础科学或专门学科上做出创造性成果，胜任高层次人才培养工作，为人师表的青年学者。基本构成要素应当包括：高层次的学历、学位，扎实的专业功底，合理的知识结构，强烈的剖新意识，杰出的研究才能，以及团结协作精神和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水平。根据上述基本特征结合2l世纪科技发展趋势，我们认为，培养跨世纪学术骨干，除了继续保持固有的学术性之外，还应当具有较强的创新性、适应性、综合性和协作性，具备更广博的知识基础，对新事物的敏锐观察力和综合运用各种科学工具和技术手段创造性地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90年代以来，我国博士生教育依靠国家政策扶持和高校自身的艰苦努力，获得了超常规发展。截止1997年底，全国已招收培养博士生约3万人。十几年的博士生教育实践表明，通过惜鉴、吸收在培养高级学术型人才方面，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成功、成型的培养制度和模式，毕业博士生大多数走上高技、科研部门等学术性较强的岗位后已崭露头角，不少人已成为新一代学术骨干或带头人。
展望2l世纪，中国博士生教育发展将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首先，随着新一届政府“科教兴国”战略的全面实施，把教育、科技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以此拉动整个经济的发展，知识和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含量越来越高，高层次的博士越来越受刊用人单位的礼遇和青睐当在情理之中；90年代初，国家提出，到本世纪末要立足国内，培养与世界水平大体相当，足够数量、较高质量的高级专门人才。随着新世纪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国家正全面加大博士生教育的投^，促进博士生教育的快速发展和质量的提高，迎接21世纪国际科技竞争，这是必然的战略举措；我国现有博士生导师和学术带头人到新世纪初绝大多数都将陆续退休，博士生导师趴伍建设迫切需要补充一大批高质量的具有博士学位的人才，尤其是学术型的擅长教学、科研的人才，以顺利完成高级师资的新老交替；我国博士生教育经过近20年发展，基础条件和培养经验毕竟有了一定的积累。有理由相信，中国博士生教育必将以良好的发展态势跨越世纪之门。
然而，新世纪馈赠给我们的不只是机遇。可以预见，新世纪中国博士生教育所面临的竞争也将是空前激烈的，形势不容乐观。来自国外的竞争，首先表现为日趋激烈的人才争夺。从根本上说，能否依靠自身能力培养出世界一流的人才，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否真正独立的重要标志。近年来，在发达国家博士培养中，博士生所接受系统理论教育与严格训练均为当今世界先进水平，国外授予华人学者博士学位的数量和速度均超过国内，从而对我国立足国内培养高质量博士构成了有力的挑战。据统计，自90年代初起，历年在美国取得理工科专业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人数就已超过了中国自己授予的博士学位。仅1995年，就有2751名中国大陆学者在美国取得了博士学位，占当年各国留美学者所获博士学位总数的10％强，高居各国留美学者榜首。这种格局若不能有效扭转，国际问的人才竞争孰优孰劣，已不言自明。
问题的重要性不仅限于此，更令人担忧的是国内最优秀的青年科技人才大量流向海外，人数呈与年俱增之势。中科院院士、北大物理系系主任甘子钊教授对此感慨不已，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人才流失是国有资产的最大流失。他|兑，北大物理系向来都是全国优秀学生最向往的地方，遗憾的是，白“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来培养出来的学生按成绩排列的前1／3都出国了，仅在美国就有500多人。1997年1月，国家教委公布了统计数字：8o年代以来，我国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27万多人，然而同期学成回国的只有9万多人。具有研究生学历的留学人数及比倒急剧上升，8O年代初还不到lO％，但l994—1995年单在我留美人员中，研究生已占2／3，绝对数更高达32679人。出国留学人员多数留在国外，没有出国的研究生，在外资企业的高额薪水和优厚物质待遇的吸引下，很多人正在通过各种渠道流向国内的外资企业。高等院校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持续下降。用甘子钊教授的话说，北大毕业生中现在极少有主动要求留拉的，最好的大学竞招不到最优秀的教师。
在国内，高枝高水平的学术带头人队伍严重老化，后继乏人。据1996年北京儿所高校统计，1689名博士生导师和硕士生导师中，年龄在56岁以上者分别占88％和46％。北京大学425名博士生导师平均年龄达62岁，29位中科院院士平均年龄已达70岁。教育部所属高技3700名学术带头人中，56岁以上的占67％，5l岁至55岁占28％，50岁以下仅5％。为此，《中国青年》杂志载文大声疾呼，断层’威胁共和国的明天”。
来自国内高枝的另一个普遍现象是，优秀博士生生源严重匮乏。一流的高校招不到一流的学生，名牌大学的博士生多数非名牌大学的本科生或硕士生出身。一方而，由于中国博士生在知识水平、训练手段、培养质量诸方面与国外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另一方面，由于上述原因，国内博士生培养单位在整体上还缺乏对优秀硕士生足够的吸弓f力，以至许多学校为了争取优秀生源，不得不采取免试、“直升、连续”等许多方式挽留和延搅人才，甚或不惜降格以求。尽管如此，在许多大学的基础理论学科，博士还是招生不足，导师比学生多的现象司空见惯。由于历史的原因，国内的博士生教育总体上还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在规范化和质量控制方面还比较薄弱，因而表现在绝对人数上，在校博士生虽然呈几何级数增加，但在出有国际性影响的剖造性成果上却仍是风毛麟角。这种“只开花不结果”虚假繁荣的背后，是博士生教育危机毕露的严峻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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