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中国史研究趋向分析

1966 年是中国“文革”肇始之年；在美国，大学校园反越战运动也正进入初期阶段。对我来说，1966 则是我第一次选修中文和中国史课程的年份。当时美国与中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似乎是另一个世界。

在 1966 年，有关中国研究的英语著作已经相当可观。从 19 世纪起，不少学者在辛勤多年的基础上编成中英字典，翻译中国经典著作和主要文学作品。在进入 20 世纪后的一段时间内，大部分中国研究的主导人物是欧洲人，如理雅各、戴闻达、卫德明、威利、高本汉等。此外，在 20世纪 60 年代时，已有十几份学术杂志定期刊登中国史论文，如《亚洲专刊》(AsiaMajor)、《通报》(T’oungPao)、《哈佛亚洲学刊》(Harvard Journal ofAsiaticStudies)、《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Asian Studies)以及《美国东方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等。同时，美国的中国研究也正在逐渐发展，已有几十所美国大学设有中国史课。1962 年，贺凯编辑出版了《中国：评论性目录》(China:ACritical Bibliography),书中所列书籍论文已达 2000 余种。当时，有关中国的书籍颇受欢迎，而我的老师们则一致认为驳倒魏复古 1957 年出版的《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AComparativeStudyofTotal  Power）事关重大。魏复古著作的挑战对象是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韦伯有关中国和印度宗教的研究。他提出，理解官僚政治社会的关键是灌溉型农业以及这种生产方式所必需的具有召集大量劳力、建造并维持水利工程能力的强大政权。当时最受欢迎的反魏复古论点的著作是中国思想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on ChineseThought）出版的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如费正清编《中国的思想与制度》(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1957 年)及倪德卫、芮沃寿编《儒学表现》(Confucianismin Action,1959 年)等。

中国、美国的变化与美国的中国史研究

在过去 40 年中，美国的中国史研究领域迅速壮大，而且其发展过程还折射了中美关系的变化、中国本身的变化、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议题的变化以及学者成分的变化。在此，我想概括一下这 40 年中影响着中国史众多课题研究的趋向，当不无益处。

对历史学家来说，导致他们研究中国的原因往往影响其研究的方向和方法。在我 1966 年至1971 年间作为本科生和研究生修中国史课时，我的教授们选择研究中国的原因颇为特别。许多人在二战或朝鲜战争中在美国军队受东亚语言训练，有的参与情报活动，还有一些则曾在美军驻日期间在日本工作。这一代的教授一般从冷战的角度来看全球态势。因此，在越战等议题上，教授和学生们的观点往往有极大分歧。

与这些学者年龄相当的美籍华人则组成了当时美国最领先的中国史课目的第二批教授。他们中有些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或 40 年代来美国读博士并在 1949 年后留在美国的，还有些是离开大陆到台湾，然后再来美国留学的。这批学者中不仅有传统的人文学家，还有不少是深切关心中国现状的知识分子，他们希望借助西方理论和观念来探究中国的过去。这类学者包括萧公权、杨联升、瞿同祖、张仲礼、刘子健、许绰云、何炳棣等，他们发表了不少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制度以及阶级结构的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

此外，在 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和 70 年代早期，大学中仍有一批教授是在二战前就与中国有关连的。他们中有些出生于传教士家庭，从小在中国长大。比如，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时，富路德早已退休，但他每天来校，在办公室里编写《明代名人传》(DictionaryofMingBiography)。他儿时在北京居住，曾亲身经历义和团运动。其他一些教授则在上世纪 20 年代或 30 年代期间萌生了研究中国的兴趣。当时美国能提供高级中文和中国史课的大学屈指可数，而对美国人来说，在中国住上几年、请私人教师强化自己的汉学功底花费并不大。

我想我自己这一代中国史学者可以被称为“越战代”（Vietnam War generation）或“国防外语奖学金代”(National Defense Foreign Language Fellowship generation，1958 年美国国会通过国防教育案，旨在加强大学的跨文化课程)。在 20 世纪 60 年代，随着政府奖学金机会的增加，尤其是当这类研究生奖学金意味着可以推迟服兵役时，进入美国大学研究生院学中国史的学生数骤然上升。当然，越战的影响并不只在于给男生一个留在学校逃避征兵的机会，不少反对越战的青年视亚洲研究为真正改变世界的切实可行的途径之一。但是“越战代”历史学家不能去中国大陆做博士论文研究，因此，他们只能选择其他亚洲地区：研究当代中国的博士生大多去香港；以中文流利为首要目标的或希望在“传统化”中国做实地考察的往往去台湾；也有一些博士生选择去日本，师从当时成就卓著的日本中国史专家。

20 世纪 70 年代之际，美国历史学家的就业机会直线下降，其主要原因是当时的人口模式。1970 年代之前的 20 年中，美国大学竭力扩大师资以适应二战后的“婴儿潮”，到了 70 年代，大学各系多已人员齐备，而打算在几年内退休的教授又不多，所以我们这一代中有不少顶尖的研究生毕业后去金融界、商业界或政府部门工作，最后留在历史学界的往往都经受了沉重的心理负担，但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专业，坚信唯有学术界才是他们的用武之地。

此次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翻译系列中，许多文章出自越战代/国防外语奖学金代学者之手，但更多的则是他们之后的一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这新一代可以统称为“中国开放代”(Opening toChina generation)。1979 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研究生去中国学习及中国学生申请美国研究生院终于成了一种可能。虽然在初期阶段双方都带有一点试探心理，但是 80 年代期间，美国的中国史领域显然有一个重要的变迁。至 80 年代末，绝大多数重要的博士点在招收中国学生，而这些博士点所收的美国学生又大多在中国生活过几年，或是教英语，或是在一些国际组织工作。因此，在博士课程中，语言训练已不再举足轻重。

中国的开放不仅改变了中国史研究者的身份组合，而且对中国史研究的课题选择有很大的影响。从上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在中国做研究的机会逐渐扩大：档案馆愈来愈愿意让外国研究者使用档案资料；政府机构也逐渐接受面谈、民意调查及驻地考察等要求。所有这些使学者们更容易研究那些依赖于文献、珍本和考古材料的课题。这些变化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一时期博士生论文的课题，而且前一代学者也迅速地利用这些新机会来修正他们的研究项目。由于去日本留学的博士生越来越少，日本学术界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普遍下降，而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则相应上升。

上世纪 80 年代大量中国研究生来美国时，正是美国学界历史研究理论框架的转型阶段。在60 年代期间，社会史研究占绝对优势。许多社会历史学家非常钦佩法国年鉴学派的理论，他们探索能了解贵族阶层以下的平民百姓生活的研究方法，并力图发掘以计量证明的史料。当时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是何炳棣在 1962 年发表的《明清社会史论》(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此书以进士名册为据，考察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及其影响，它提出，明清时期上层社会成员的社会流动可能性远大于我们的想象。

至 1980 年代，所谓的“语言学转向”已全面展开，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选择文化史（而不是社会史）课题。同时，在历史学家选择和设计研究课题时，他们往往从理论（特别是文学和人类学理论）框架着手。从中国来的研究生并不需要像美国研究生那样花大量时间来对付史料阅读课，因此，他们往往选修一些与中国或亚洲并没有直接关系的理论课。从而，这一时期的中国史研究的论著渐渐倾向于申明它们的理论性判断和主张。

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和基金会的作用

在这些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大趋向之外，中国研究领域本身也有不少动态性变化。最值得一提的是学术讨论会及讨论会论文集的巨大作用。一些著名的基金会（如洛克菲勒、福特、梅隆基金会等）认为中国研究领域需要额外的资助；而从 1951 年起,中国思想研究委员会在后来取名为亚洲研究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的机构的赞助下,积极鼓励学者们合作研究一些高优先性课题。当时有不少基金会赞助的中国史专题学术讨论会。这些讨论会往往持续几天，并以详细评点个人论文为主要形式。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都或多或少地参与了这类讨论会，包括哈佛大学的费正清、史华慈、杨联升,哥伦比亚大学的狄百瑞，普林斯顿大学的牟复礼，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卜德,斯坦福大学的芮沃寿、倪德卫，加大伯克莱分校的列文森和艾博华等。此外，一些美国以外的著名学者也参与这些讨论会，如杜希德、傅海波、王赓武等。

这种学者间的合作创立了一个很好的模式，不久，美国学术团体（American  Council ofLearnedSocieties）中的中国文明委员会（Committee on Chinese Civilization）和社会科学研究协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中的当代中国委员会（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接手这一资助学术讨论会的传统。这两个组织在 1980 年代早期合并成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Chinese  Studies），保持了讨论会对中国史研究领域的重大影响。在 1970 年代的 10年中，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7 册中国社会研究论文集。虽然这些论文集并不以历史为中心，但其内容多是历史学家所关注的，如妇女研究、城市研究、宗教研究、经济组织研究等。此外，每册论文集中至少包括了一篇历史研究的文章。当时学术界一致认为，专题研究不能局限于一个单独的时间段，它应该是跨学科的。在这套丛书中，《中国社会中的妇女》（Womenin ChineseSociety，1975 年)和《明清时期的城市》（The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1977 年,或译作《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对历史学家的影响尤其重大。从 1982 年起，中国联合委员会赞助的讨论会论文集陆续在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些论文集是该社中国研究丛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到目前为止，加州大学出版社的这套丛书已有 28 册，我们这套翻译丛书中有两篇文章来自于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丛书中最有影响的论文集之一——《明清时期的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 in LateImperial China，1985年)。

参加这些委员会或各大学赞助的学术讨论会成为中国史学者组成学术圈的重要途径之一。在讨论会之外，他们经常切磋交流，相互阅读、评点手稿。在历史学界的其他领域里，讨论会论文集的文章多被视为无足轻重，但在中国史领域中，学者们往往将自己最出色的论文在学术讨论会上发表，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希望得到有益的反馈，而且还因为文章被收入这类论文集确保了他们有大量的读者。我们这套丛书中有好几篇文章最初就是在这类论文集中发表的。

过去 40 年美国的中国史领域的快速发展

中国史领域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学者们与中国的历史学家及其他领域的中国专家关系密切。这一方面是由汉学传统决定的：早几代的历史学家往往花很长时间学中文，他们与研究中国文学、政治、人类学及其他学科的学生同进共出课堂多年。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美国亚洲研究学会的特点：这个亚洲学中最权威的学术团体每年召开年会，使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有机会与其他领域的中国学专家相聚一堂，并促使学者们去组织一些跨学科研究的讨论小组。不过，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 60 年代美国政府和福特基金会对“区域研究”模式的鼓励。“区域研究”的根本信条是：仅仅掌握某种语言是不够的；也就是说，一个打算研究中国政治学和方法论的学者必须在懂得语言之外熟悉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对美国人（或中国人之外的其他种族的人）来说，这种全面训练的最快途径是选修中国研究课程。不过，至 1990 年代，“区域研究”模式受到了大多数社会科学领域的猛烈抨击。许多院系不再愿意招聘“中国政治学家”或“日本经济学家”。大多数在社会科学院系教书的区域研究教授教的是公共课，他们每年往往只有一次机会教有关中国的课程。所幸的是，中国史教授们大多躲过了这场对区域研究专家的攻击。在历史系，教授们专治一个区域和一个时期是理所当然地事，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全面、深入地掌握原始资料及其相关知识。因此，自 1990 年代以来，历史学家和文学研究专家成了大多数区域研究课程的中坚力量。

美国的中国史领域是否比其他历史领域发展得更快？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尤其是考虑到 40 年以来这一领域所得到的额外的研究基金。至少我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在过去的40 年中，中国史研究的成果在成倍增长。我在 1969-1970 年期间准备博士资格考试时，学校对我的要求是熟悉过去四五十年中出版的所有有关中国史的论著。当时复印机还没有普及，我坐在图书馆里翻遍所有的重要期刊，寻找有关历史的文章并做笔记，居然也应付过来了。时至今日，英语的历史期刊数不胜数，有些刊物还是中国断代史方面的，如《早期中国》（EarlyChina）和《明清史研究》（LateImperial  China）等（这两份期刊在我们这套翻译系列中占很大的比例)。除此之外，专题著作和讨论会论文集的出版也更趋频繁。今天的中国史研究生在准备资格考试时很少有试图看遍有关某一个朝代的英语著作的。所幸的是，综合性著作进展尚快。在过去的 30 年中最重要的出版项目是集体合作编写的多卷本《剑桥中国史》（CambridgeHistory ofChina）。它不仅是一套详尽的中国政治史，而且还分析性地介绍了有关社会史、思想文化史和经济史研究中的最新成果。

当今中国史研究仍然受制于整个学术界和大环境的影响。从这套丛书的各卷目录中我们显然可以看出，在过去 10 年中吸引着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课题也正是中国史学家们所十分关注的。我想，对中国史研究中英语研究成果的趋向的回顾以及这套丛书的编辑促使我们去思考许多问题，如：身份认同及其形成过程和形成原因；文化、民族、地区的界域，这些界域的重要性和它们的相互跨越性；以及本土视角等。与此同时，中国的形势仍然影响着美国的中国历史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上的突飞猛进不仅给域外学者在中国进行研究创造了更舒适的条件，而且还使得大学中中国史课需求量增加，从而间接地为中国史学家提供了更多在大学供职的机会，为研究性大学中国史博士点的扩大提供了更充分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