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学不能积极配合高校

自主招生过程中，中学的主要任务是为高校推荐学生或为自荐考生提供推荐材料。由于每所高校自主招生的对象要求、时间都不一样，中学要在师生紧张备考的关键时期花费大量时间配合高校的自主招生，这需要牵扯大量精力。中学分配高校下达到中学的同时中学在分配自主招生推荐名额时需要协调各方关系，甚至受到来自有权势家长的压力，因此中学的工作积极性不是很高。同时，由于中学与高校对目标群体理解存在偏差，很多中学不顾高校对生源的要求推荐，不能很好的配合高校自主招生工作实施。高校渴望选择符合学校办学特色和专业要求的综合素质高的学生，而中学从操作方便和免受公平性质疑的角度考虑，通常推荐成绩优秀的学生，这样使得高校自主招生候选人又成为那些学习成绩优异的传统意义上的高分学生。

中学不能积极配合高校自主招生，一方面体现在中学在自主招生首要环节－考生自荐和学校推荐中不能密切配合高校工作，另一方面还体现在个别中学出现的推良不推优的不诚信行为。部分中学出于对本校高考升学率的考虑，通常推良不推优，即中学通常雪藏那些能冲击清华、北大的考生，而推荐那些只有享受了降分录取优惠才能上自主招生大学的学生。

2、考生缺乏诚信

不仅中学存在“推良不推优”的不诚信现象，考生的不诚信行为更多，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有些申请材料存在造假，二是已经被预录取的考生因高考成绩出色“另攀高枝”。

南开大学招办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2006年全国各地共有近700名考生报名南开的自主招生。通过初审，近300名幸运儿参加了南开大学2006年自主招生复试，复试后，南开大学确认了200名考生作为2006年自主招生对象。最后只有99名学生真正被南开录取。

除了清华、北大，几乎所有的自主招生院校都面临这样的尴尬。

高校为自主招生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甚至与考生签订诚信协议，但最后一些考生仍然“不辞而别”、“另攀高枝”，难免让高校觉得心寒。这些考生的信用缺失，不仅耗费了高校的巨大投入，还占用了其他考生的机会，而且也影响了高校与中学的合作关系。对于考生的不诚信行为，目前尚无有效的约束措施。个别高校虽然和考生签订了诚信协议，但考生单方面毁约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对于这一“不平等条约”高校只能无可奈何。

3、高校的某些不合理规定导致教育不公现象产生

（1）“生源标签化”造成地区间、校际间不公

首先，高校将自主招生的范围限制过死，没有赋予每位学生参与权。不少试点高校的自主招生限定招生省份，而高校指定的招生地区多集中在经济教育发达的省份，导致了地区间不公。比如2007年浙江大学的自主招生工作在广东、江苏、黑龙江、吉林、辽宁、山西、河南、安徽、江西、陕西、北京、天津等省（市）进行，其中广东省、江苏省只招收选考物理的学生，河南、江西、北京三省（市）只招收理科考生（因无文科招生计划）。

西南交通大学限定在四川、重庆、江苏、浙江、山东、湖南和湖北等七省（市）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同时各院校明确规定了具有推荐参加自主招生资格的中学规格，招生倾向于省重点中学。比如南开大学规定“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著名重点中学综合成绩优异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可以申请自主招生”，上海交通大学规定招生对象是“有志报考我校的省级重点中学高中毕业生”。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择校的风气，必然带来进一步的教育不公。

（2）考试成本增加造成新的不公

参加试点高校自主招生的学生都要缴纳一定的考试费。比如2007年浙江大学自主招生章程中规定考试费是110元/人，西南交通大学考试费是80元/人，上海交通大学规定考试费是100元/人。参加自主招生考生一般都要赴高校所在地参加考核，来回的路费、食宿费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为考试付出的物质代价，是许多农村家庭不愿意付出的。考试成本的增加让不少经济困难考生不得不放弃自主招生的机会，造成新的不公。

（3）“城市化取向”对农村考生不公

自主招生政策中的“城市化取向”对教育公平也有冲击。自主招生政策具有严重的城市化取向,在执行的过程中，农村学校很难进入高校认定的“具备资格”的学校范围内,更致命的是自主招生考核录取标准有利于城市考生。有文艺体育特长、在科技创新方面有优异成绩的学生是自主选拔录取青睐的对象，而农村孩子由于教育资源配置不均本身已经输在起跑线上。这一政策似乎是给予城市孩子降低了门槛而农村孩子只能凭蛮力吃饭。同时因为自主招生试题灵活多样，不依赖于课本所学，在面试环节，对考试的口语表达与沟通、反应速度、整体形象方面要求更高，这些方面城市学生更有优势，而对一直注重高考分数的农村考生来说非常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