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清政府接受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中国最早的留美毕业生、沟通中美文化的先驱、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闲的建议，决定选派120名年龄在10-16岁的幼童，分四批(每年30名)赴美留学，15年后学成回国。1872年8月11日，上海黄浦码头，30名拖着长辫的幼童，在一种复杂茫然的心情下，登上一艘东去日本的轮船，开始了他们途径日本到美国留学的生活。他们之中谁也未曾想到，他们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渗透，开启着向西方学习的新风。

洋务派在选派留学幼童之后，于1875年又相继派遣留学生赴英、法、德等欧洲诸国留学，这次派遣以福建船政学堂的学生为主体，主要学习造船、驾驶、兵技等西学。洋务派派遣留学生对中国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不仅开了官派留学的先河，而且也造就了我国近代最早的科技、外交、军事、企业管理人才，如詹天佑、唐绍仪、严复、刘步蟾等。

中日甲午战争后，许多朝野人事开始分析中国战败的原因，试图从日本寻求救国救民的良方。这时期要求赴日的呼声越来越高。清政府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既希望学习西学，又惧怕西方的体制会威胁其政权。日本文化背景与中国相似，在政体上是君主立宪制，且路途近，省费用，所以大力鼓励赴日留学。在多方因素的促成下，中国人留学的热点开始转向日本，到1907年留日学生竟达到一万二千余人。这个时期留日学生与以往相比，学习内容很广泛，不仅局限在科技、军事等方面，很多人转化到攻读社会科学，开始研究日本社会政治制度。这时期出现了许多政治人才，如在1907年，同盟会成员中有354人是留日生，占90%以上。留学运动对当时革命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直接为辛亥革命准备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条件。留日学生许多出身于封建贵族家庭，虽然时间短暂，他们对清末民初社会的政治、教育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随着留日学生的增多，1908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一项决议，决定将“庚子赔款”之半“还赠”中国，用它作为派遣中国赴美留学生之用。1911年在北京设立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前身)。1924年美国议会两院通过这笔款“用以发展中国之教育及文化事业”，这就是所谓的“庚款兴学运动”。庚款兴学运动之后，赴美留学生人数大幅度上升，不久便代替日本而成为留学教育的主流。

美国“庚款兴学”的目的并不是要发展中国的教育，正如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士给美国总统的备忘录中所说:如是美国在三十年前已经做到把中国留学生潮流引向这个国家并使这个潮流扩大，那么，我们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与最巧妙的方式而控制中国的发展，使用知识与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历史也证明，退还庚款的目的，是企图在政治上、经济上控制中国，以便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争夺市场。实际上，庚款兴学之后美国对中国的影响不断扩大，国民党统治时期，一批庚款学生回国后，便以美国教育为蓝本改革中国的教育。当然，美国并没有完全达到他们的目的，因为近两千名高素质的留美学生，回国以后变成为了传播先进科学的先驱，有的成为民主革命战士，他们各尽其所能，通过各种途径架起了中外学术交流的桥梁，为提高学术水平，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仅清华庚款留美学生中，归国后就有19人担任过大学校长。如梅贻琦(清华)、胡适(北大)、竺可祯(浙大)等。蒋梦麟、陶行知、陈鹤琴等也都成为推动国内各项教育改革活动的骨干力量。

辛亥革命前，就出现了大批青年自费出国(特别是日本)留学。辛亥革命后，由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等人发起组织了“勤工俭学会”、“华法教育会”，用勤工俭学的方法吸收贫苦有志的青年到法国做工求学。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五四运动的爆发，一些先进的青年第一次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燃起了为挽救民族危亡和进行社会改造而向国外寻求真理和知识的希望。因为大量去苏联不可能，而法国的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且法国劳力缺乏，急需从国外补充，于是一批批青年相继赴法，形成了留学史上的第三次高潮。从1918年3月到1920年底赴法留学的青年达1600余人。这之中就有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者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一批革命志士。在法国他们把勤工和俭学结合起来，把求学和斗争结合起来，逐步认识到了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的实质，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矛盾，为接受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打下了基础，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和干部条件。回国后，他们绝大多数献身革命，成为中国革命事业的中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在特殊的国际环境下，我国全盘学习苏联，1949年到1959年共派出1600余名，其中91%派往苏联，8%派往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后来由于两国关系的僵化，从1961年至1966年，派往苏联的留学生开始减少到每年不过几十人、几人。建国初期我国几乎没有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从1957年起，开始向意大利、比利时、瑞士等国派出留学生，至1965年八年共派出200名，且大多数学习外语，学自然科学的学生仅21名。1965年国务院决定向资本主义国家派遣自然科学留学生50名。总体来讲，这个时期对留学生派遣存在着质量不高、专业不全、缺乏长远规划、对基础理论专业重视不够等问题。即使这样，这个时期派出的留学生大多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栋梁，目前，还有许多人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

文革期间，留学教育基本停顿。

1978年，邓小平同志审时度势、高瞻远瞩，以政治家的战略眼光和远见卓识，做出扩大出国留学规模的重要决策。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派留学生出国人数之众、国别之多、专业之广是前所未有的。仅到1985年6月我国就向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派遣36800余名留学生，其中公费29000人。之后自费留学的渠道也被打开，出现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出国留学潮。中国出国留学的闸门终于打开了，而这闸门一旦打开，压抑积蓄了太长时间的洪流便倾泻而出。这是一次封闭了多年的大开放，是一次补偿性的大留学，它培养了人才，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了保守封闭，冲击了旧的体制，激发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