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法学在职研究生教育的现状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法学在职研究生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截止到2008年11月，全国法学院系已达634所，比30年前增长了105.67倍；在校生人数，法学本科达30万人左右，专科生达22万多人，比30年前增长了200多倍；法学在职硕士研究生达6万多人，比30年前增长了260多倍；法律在职硕士研究生3万人左右，比10年前增长了4倍左右；法学在职博士生也已经达到8500余人。但是在这些成就的背后掩藏了一些危机。一方面，由于我国法治建设尚处在探索之中，法学教育模式犹豫难抉、多种模式并存，必将导致法学师生的无所适从；另一方面，由于法学教育急速膨胀，法学研究和教学的质量备受社会怀疑和批评。

（一）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脱节

纵观世界各国法学教育，不论其采用何种管理体制，在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的互动关系中，法律职业对法学教育总是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和作用。法律职业决定了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主要任务和发展方向，而且必然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法律人才的培养过程发挥重要的引导作用。

法学在职研究生教育应当主动回应法律职业和法律人才市场的要求，但是基于我国教育体制的制约，法学教育机构对市场的敏感度不高，教育机构、管理人员以及法学教师既没有主动适应市场要求的压力，也缺乏相应的动力。因此，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以及法律人才市场之间并没有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导致法学教育在教育理念、培养目标、培养模式、师资结构、教学方法和内容等方面难以适应法律实务工作的新要求，有的甚至在探索中迷失了方向。

根据调查发现，学生和管理人员分别有75.60%和67.65%的人认为我国现阶段最缺少“高层次、职业化、实务型法律职业人才”，而选择“法学教学、科研型人才”的最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需要脱节，法学教育不能满足社会对法律职业人才的需要。

（二）法学教育机构、层次和形式的多元化冲突

30多年来，我国法学教育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完成了规模化建设和数量积累的历史任务，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法学教育机构、层次和形式的多元化冲突问题。由于缺乏统一的办学准入机制，一些缺乏必要的师资力量和硬件设施的院校也加入到法学教育中。目前法学教育机构除了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外，还有党校系统、职业大学、夜校、函授中心、广播电视大学、职工业余大学、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等。教学机构的鱼龙混珠，不仅导致教学质量上的良莠不齐，还导致有限的教育经费分配上的冲突和利用上的浪费。

由于缺乏统一的法律人才培养规格标准，我国法学教育有多个层次和多种形式，学历从中专、大专、本科到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共存在五个层次，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又还有单证和双证之分；培养形式有全日制、脱产、辅修、委托培养、自考、函授、使用电视及互联网学习的教育等。

改革开放初期提出了法学教育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发展的办学方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再简单强调和贯彻这一方针显然不能满足市场经济对高素质法律人才的需要。而且种类繁多的教育机构，大跨度、低层次和混乱的培养形式，与建立一元化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和统一的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已完全不相适应，并且成为法学教育和法制建设中的重大障碍。

（三）法学教育规模化与教育质量的隐忧

30多年来，法学教育急速膨胀，法学毕业生人数呈几何倍增，其速度远远超过师资力量的增长和教学设施的更新，有的学校师生比例严重失衡，图书资料不足，学生学习、生活环境较差，再加上高校忽视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的创新，使得法学教育的质量有下滑趋势，法科生就业率列文科倒数第一，人们对法科生的质量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怀疑和担忧。

有学者指出“法学教育规模的扩张势在必行，因为要满足人民群众对培养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的教育的需求。但是法学教育的兴办必须特别注重质量，注重规格……我觉得法学教育不能自乱江湖，盲目扩张，现在到了一个注重质量的重要发展关口了”。公立高校是目前我国培养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的教育的主要力量，但是公立高校在我国法学教育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对质量的控制并没有起到模范带头作用，部分高校基于利益的驱动不断扩张办学规模。事实上，一些收费高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已经成为部分学校创收的渠道。由于国家经费有限，教学资源的短缺，这种情形在短期内是无法解决的。因此，国家加大教育投入，并加强对教育规模和教学质量的控制，势在必行。法学教育机构也应当加强自我约束，为我国法治建设培养合格的法律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