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学在职研究生教学方法分析

中国外交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与国际关系研究的结合程度不高，与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的结合程度也不高。而且，学界在研究方法上一直坚守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因此对理论工具的重视程度不足，对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重视也不够。与这种情况一致的是，中国外交的教学方法也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与外交研究一样，目前中国的外交学在职研究生教学主要运用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主要满足于历史事实的铺陈，对理论分析工具缺乏足够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外交学在职研究生界似乎存在着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进行中国外交研究和教学不需要掌握理论工具(如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和外交决策学的一些理论工具)。①中国外交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分野是:前者注重实务，后者注重理论培养。这样一种人为的学科培养划分，致使大量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教师没有出现在中国外交教学的讲台上。由于知识结构上的差异，一些外交教学的教师一般倾向于从国内决策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对外政策，而不是系统地对影响中国外交决策的国际体系结构、国际制度、国际政治文化等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变量进行自觉审视，并将其运用到教学中。总体上，在中国外交教学方法上，历史叙述方法仍是主流，理论解释仍然较少。即使涉及理论，也主要是领导人的思想和外交理论，反思与讨论也基本上是在某种限定的框架以内进行的，而非社会科学研究层面上的理论建构及其应用。

其结果是，目前中国的外交教学主要是纵向地介绍新中国外交史和横向地介绍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对外关系。这种梳理基本上以大的历史年代为线索，以中国对外战略调整为依据，勾勒的是新中国外交的轮廓。然而，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做推进研究时，似乎又看不清具体事情的来龙去脉或因果关系。譬如，对于当年中苏关系破裂这样有关中国外交转型的重大问题中印之间如何从共同发起“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走向双边局部武装冲突的问题，以及中美两国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缓和的国内政治考虑等重要问题，学界就这些问题在教学中进行解释时，往往分别把它们简单地归纳为苏联的霸权主义，印度的地区霸权主义以及美国需要缓和中美关系以维持其霸权战略等原因。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学界很少就某一重大历史问题进行系统、深人的理论思考，也很少从理论上分析各种历史事件之间隐含的关系，也就不能构建出概括性更强、抽象层次更高的外交理论。而这种理论建构上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与我们不重视方法论研究是密切相关的，从而出现外交教学无法引导学生更深人地理解外交行为和外交政策变化的情况。

第二，中国外交教学对案例教学缺乏足够的重视。真正的案例教学并不是简单地在课堂上随意使用几个故事来说明外交事件，而是根据需要讲授的外交理论有针对性地选择案例，有目的地组织案例中的事件与行动，使得整个故事的展开有助于学生理解理论本身的长处和不足，理解真实世界中的行动者所面临的约束及其行动的意义。在案例教学中，我们除了需要开发出具有理论针对性的教学案例外，还要开发出可操作的教学指南。然而，在这一方面，目前国内的外交教学还存在着不足之处:首先，我们缺乏专门、合格的教学案例。外交学在职研究生院前院长吴建民曾撰写了一本很好的案例教学教材—《外交案例))，他总结了40年外交经验，对19个经典案例进行了深刻剖析。但是，除此之外，中国外交学在职研究生界开发出来的案例则相对较少，专门的案例教材就更少。其次，对于什么是案例教学的案例，如何在教学中使用案例，不同的学者在理解上也存在一定的偏差。最后，目前国内高校还很少开设外交案例的课程或者在外交教学中成熟地使用案例教学。笔者认为，案例教学在中国的外交教学上的不足主要原因在于高校教师难以掌握一线的外交资料。由于吴建民本人特殊的外交实践经历和身份，使得他本人有机会和渠道了解到很多重大、具体问题的决策背景，而广大中国外交教学的教师则没有太多机会和渠道了解这些外交一线的信息。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外交教学界在思想上还没有认识到案例教学的重要性，对案例教学的重视仍然不够。

与之相比，国外一些大学在中国外交教学方法上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它们不仅重视在教学中使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来分析外交实践，而且也能比较成熟地使用案例教学。例如，一些美国学者越来越明显地运用国际关系理论和比较政治理论来解释中国在不同时期对外政策的形成过程，其分析方法除了运用大理论(结构理论)之外，还运用了包括了国内官僚政治、知觉与错误知觉、冲突和合作理论等其他中观和微观层次的理论。江忆恩认为，中国外交政策研究应更多地融人国际关系学这个大学科。中国外交政策研究多年来的落后主要体现在它不愿意或不能够为国际关系学“创建”理论，即不能把“中国案例(Chinesecase)”纳人学科辩论之中。江忆恩在其开设的“中国外交政策(Chineseforeignpolicy1949-2005)”课程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他这门课程的目标有二:其一是为学生讲授自1949年以来的中国外交史;其二则是从国际关系理论和比较外交政策分析(comparativeforeignpolicyanalysis)中提取分析工具(analyti-caltools)运用于“中国案例”。他所运用的理论和分析工具包括结构/体系理论(structural/systemictheories)、文化和意识形态解释(culturalandideologicalexplana-tions)、国内政治因素(domesticpoliticalfactors)以及心理学方法(psychologicalapproa-ches)等。

与江忆恩的教学方法相似，普林斯顿大学柯庆生在讲授“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研究(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andthestudyofChineseforeignpolicy)”一课时，鼓励国际关系理论专业的学生系统地思考中国的外交政策，并鼓励中国政治专业的学生理论性地思考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他带领学生研究了一系列国际关系和比较外交政策的理论和概念框架，探讨它们如何以及能否解释中国的外交政策。同时，他的课程还鼓励学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研究中国外交政策模式时，是否需要重新思考国际关系的一些分支领域业已建立的理论?为此，柯庆生在向学生讲授从1949年至今中国外交政策各个主题的同时，专门设计了“结构性解释(structuralexpla-nations)",“领导与认知(leadershipandcognition)",“冲突行为的理论(theoriesofconflictbehavior)”以及“合作行为的理论(theoriesofcooperativebehavior)”等章节，旨在创造和发展能够用于解释中国外交的理论。